Danella Gallegos今年41岁，过得并不是很好。
前些年，她沦落到流浪街头的地步，还差点死掉。
如今的她已经康复，却觉得自己只要活着就已经挺幸运了，毕竟她已经见识过“地狱”的样子。
（Danella Gallegos）
2022年，Gallegos在新墨西哥州的街头流浪，也不知是出了什么问题，突然陷入了昏迷。有好心人把她送到了医院，联系上了她的家人。
结果家人赶到时，只听到医生冷冰冰的死亡宣判：人没救了，永远康复不了了。
看不到任何希望，她的家人最终同意捐献Gallegos的器官，另一边，该州的捐赠中心也做好了准备。
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
在Gallegos“死亡”前几天，她的家人突然发现她的眼睛含着泪水，似乎还并没有彻底死亡。
对此，捐赠中心的协调员却表示：
你们想多了，只是流泪反射罢了，人早就没救了。
捐献手术当天，医生们将Gallegos推到术前准备室，她的两个姐姐握着她的手，强压着情绪看着医生撤掉她的生命维持系统。
可大姐感觉不对，因为她感觉自己握着的手突然动了一下。
医生叫Gallegos眨眨眼，她真的眨了，房间里爆发出阵阵惊呼。
捐赠中心的协调员此时依旧想要继续“捐赠”，表示这只是反射，打点吗啡减少她的活动就行了。医生果断拒绝，将她推出手术室，继续为她治疗。
医生的决定挽救了Gallegos的生命，她最终完全康复。
两年后，Gallegos向美国卫生部投诉了新墨西哥州捐献中心，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
但医院的一位资深ICU护士表示，当初医院做出治疗决定后，捐赠中心一直在给他们施压：“他们只想得到器官，太激进了，令人作呕。”
当然，捐赠中心否认了这一点，写了封声明称不会干预医疗决策，患者应由医院负责等等。
如今想到此事，Gallegos只觉得一阵阵后怕：“我感到非常幸运，昏迷期间，我只觉得非常害怕，没有太多其他感觉。但一想到我的生命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结束，我就觉得很疯狂。”
（Gallegos如今已完全康复）
很可悲的是，Gallegos的遭遇如今在美国并不是很罕见。
上个月，《纽约时报》走访了全美的多家医院，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
横跨19个州，多达55位医务工作者见过至少一例自己觉得不妥的捐献案例——这些捐献者后来有的像Gallegos一样康复了，但大多数就那么死掉了。
多个州的医务人员表示，曾看到捐赠中心协调员说服医生给捐赠者注射吗啡、异丙酚等药物，以加速其死亡。
可他们真的需要死吗？他们一定会死吗？
2024年5月21日，Misty Hawkins正在阿拉巴马州的家中吃午饭，她出生起就有一点轻微智障，吃三明治时意外被噎到了。
（Misty Hawkins）
她的继父叫了救护车，医院最终也帮她拿掉了堵塞的食物，可耗费的时间过长，Hawkins仍大脑缺氧，一直昏迷，需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她母亲接到消息，急吼吼地从单位赶到医院，却听到医生说，Hawkins这辈子应该都不能自主呼吸了，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在疗养院作为植物人了却残生，二是撤掉呼吸机，送她离开。她有72小时做选择。
经过痛苦的权衡，母亲最终认清了现实，她不想女儿一辈子受苦，体面地离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她还询问了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希望这场悲剧能给世界带来一点积极的影响。
阿拉巴马州的采购组织“希望遗产”接手了这次捐赠。进行完检测、选定了受体后，就安排了外包公司派外科医生来摘取器官。
Hawkins被推进手术室，家人与她做了最后的告别。后来就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
Hawkins去的这家医院是家三级创伤中心，很小，也很少处理器官捐献。在手术室里，医院的医生取下Hawkins的呼吸机，给她注射了镇静剂。103分钟后宣布她死亡，因为这个时间已经接近了器官存活的极限。
然后外包公司的外科医生就进了手术室，等待5分钟后开始手术（通用流程，等5分钟确保心脏不会再跳）。
结果外科医生打开胸腔，却马上看到Hawkins的心脏跳动起来。根据“希望遗产”的记录，外科医生还注意到她“随后有喘息呼吸”。
外科医生赶紧停下手术，离开了房间。另一位医生给Hawkins缝合了伤口。12分钟，Hawkins又一次被宣布死亡。
（示意图）
她母亲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希望遗产”的电话。一位协调员告诉她，Hawkins的器官最终没有被使用，但没有告诉她详情，医院也没有。
直到一年多后，《纽约时报》进行调查走访，她母亲才终于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后来，《纽时》请了5位重症监护专家分别审查Hawkins的病历，而专家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她的心脏在等待期后重新跳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早有研究显示，一旦生命维持系统被撤销，人类的心脏在5分钟后不能自行恢复跳动。
最让他们震惊的是Hawkins还有呼吸的迹象，这意味着她至少还有轻微的脑补活动，也就是说，宣布她死亡很可能为时过早。
不出预料，几家涉事机构——医院、“希望遗产”、外包公司——均摆出一副“不负责，不予置评”的样子。只有Hawkins的母亲难以接受，一年多过去了，她依旧每天跟女儿说话，把她的卧室布置得和生前一模一样，好像她没有离开。
（Hawkins的卧室）
类似地，2023年的迈阿密，一位颈部骨折的患者在捐献前开始哭泣，死死咬住了呼吸管。一名捐献机构的工作人员觉得很明显，他不想死，但最终，医生给他注射了镇定剂，撤掉了生命维持系统，静静等他死掉，然后摘除了器官。
在西弗吉尼亚，一名27岁男子因车祸而瘫痪，镇静剂刚刚消退，就有捐献中心的人把他推进手术室，问他要不要捐献器官。
他通过眨眼来交流，表示自己不同意。但捐献中心的协调员还是希望他捐……
此案的医生表示，像他这样经历过镇静的决定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除非等镇静完全消退，给他做一次全面的神经检查，才能确定他是否足够清醒，有没有能力做决定。换言之，那时候询问他是否同意捐献根本就是不合伦理的。
“真是场灾难，处理得完完全全不合适，”一位医生在和同事的短信中斥道。
两天后，病人自主决定撤掉生命维持系统，离开了人世，最终也没有捐献器官。
其实受创的也不只是病人和家属而已，有些医护人员见证了一些堪称“草菅人命”的案例，心里也会受不了。
比如Bryany Duff，科罗拉多州的一位外科技师，曾见过一位病人死得不明不白。她记得她是一个中年女子，之前还能哭，还能四处张望。但最终医生给她打了镇定剂，撤掉了她的呼吸机。
她几小时后去世了，更悲剧的是，她死去的时间不在器官捐献的时间窗口内，所以器官也没用上。Duff感到强烈的冲击：她好像白死了。
“我感觉，如果她能多用一段时间呼吸机，她可能就挺过来了，”Duff说，“我感觉自己像是参与了一场谋杀。”
在这之后，Duff辞掉了工作，暂时离开了医疗行业。
（Bryany Duff）
那么，这一桩桩无比草台的“捐赠”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
这和美国的器官移植系统有关。前些年，美国的大多数捐赠器官来自脑死亡者，但现在却越来越依赖“循环死亡捐献”，简而言之，就是心脏停跳。
循环死亡和脑死亡的患者区别还是很大的；
后者是已经脑死亡，靠着生命维持系统维持着器官的活性；
前者通常处于昏迷状态，也靠生命维持系统活着，但还有一定程度的脑部活动。
他们最终能不能活下来是未知数，只是医生通过经验判断这人肯定活不了了。随后医生会询问家属是否同意捐献，一旦同意就撤掉呼吸机，等待病人心脏停跳。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只要是人的判断，就会有出错的可能。
去年，循环死亡捐献已经占了所有器官捐献的三分之一，达到约2万个器官，是五年前的三倍。
到了这个基数，就算医生出错的可能性很低，“冤死”的病人数量也不可忽视了。
这其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去年《神经创伤》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简单来说，医生如果觉得病人挺过来的希望不大，会在病人进入ICU后和家属探讨预后问题：他们是想让病人活，还是终止生命维持？
大多数患者最终的确会去世，但继续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的患者有42%都恢复得不错，能够一定程度上恢复独立生活，少数患者甚至可以完全康复。
（相关论文）
说穿了，医生的判断有时候并不一定准确，多用一段时间呼吸机，说不定有奇效。
可美国现在的器官捐献缺口太大，有10万多人正在等待移植，许多人到死也未必能等到合适的器官。
而在去年，移植系统却创下了移植数量记录，主要就归功于循环死亡捐献……
一方面，这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
但另一方，它是否合乎伦理，恐怕是一个需要再争论很久很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