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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赴北京出席链博会，昨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据中方发布消息，黄仁勋表示，中国市场非常有吸引力，辉达「愿与中国合作伙伴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7月17日，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美国辉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王文涛表示，中国吸引外资政策不会改变，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市场规模庞大，应用场景丰富，创新创造充满活力，希望包括辉达在内的跨国公司为中国客户提供优质可靠的产品和服务。 黄仁勋表示，中国市场非常有吸引力，英伟达愿与中国合作伙伴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合作。 在今日上午的国新办记者会上，王文涛也已透露，他已于昨日在北京会见辉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李涵干了十五年的司法社工，从业经历中最令她吃惊的，是个别小孩对警察表现出来的挑衅。她经常作为司法程序上的合适成年人，陪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接受审讯，近年来，她越发察觉：“现在有的小孩真是不怕警察”。戴着手铐，他们依然漫不经心，对警察询问态度敷衍，甚至对抗、挑衅。这些孩子对法律并非一无所知，恰恰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相关条款烂熟于心，明确知道自己还不满16岁，“警察能拿我怎么办？明天不就把我放了吗？”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说，近年来，在公安机关的执法实践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有些未成年人故意利用未成年人身份，故意利用不执行拘留的规定，反复从事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6月27日修订草案通过、即将于明年1月1日施行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14周岁至16周岁以及16周岁至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者14周岁至16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执行拘留。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条件《治安管理处罚法》又被称作“小刑法”，首次施行于2006年，此次为二十年来首次大修。条文数量从119条扩充至144条，增加了全新的违法行为类型，同时对处罚程序制度进行了完善。而这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便是几个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关的条款。新法不仅降低了特定情况下未成年人的可拘留年龄，还把学生欺凌纳入处罚范畴。这意味着：“欺凌者在未来或将面临被治安拘留的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皮艺军对南风窗说。近些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上升明显，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频发。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2024年，中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1526人，同比上升4.3%。2024年3月，河北邯郸十三岁初中生被三名同学杀害埋尸，案情一经披露，更是掀起全国范围的舆论哗然。此次“小刑法”的修订，在适应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新变化的同时，还提醒着公众：如今愈发不容忽视、令人震惊的“少年之恶”，它不仅是人性的幽暗，还是更广阔社会结构的一面镜子。空子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在2015年至2019年服务过约900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其中“盗窃”占了罪名的大头，约40%。“俗称叫‘拉车门’。”如今是该事务所副主任的李涵说，这些孩子游走于居民区或商场附近的街道、停车场，挨个拉车门，哪辆车没关，就开门盗取财物。李涵和社工伙伴们发现，最近几年，“拉车门”的未成年人群体存在明显的扩张趋势。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16岁以下不会被警察拘留”的信息已经在这些孩子之间传播开来：“（拉车门）不会有后果，在警察局待24小时，一天后就出来了。”《欺诈之子》剧照威慑不足，经济获利的诱惑又十分巨大。鉴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不稳定的特性，一直以来，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然而，现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反而被一些未成年人加以利用，李涵有些揪心：“现在个别未成年人对警察、法律和社会基本的制度规则都持一种轻蔑态度。”她见过一些态度更恶劣的孩子，被警察抓捕审讯，拿到一张“拘留不执行”的通知文书，转头就拍照发到朋友圈和短视频账户上，洋洋得意地炫耀：“没有严打，就这么出来了”。雷望红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她从2017年开始研究县域教育，与参与学生欺凌的学生访谈。一名15岁的中学生曾经在访谈中亲口对她说：“我还能放纵半年，等我满十六岁了，我就会收敛一点。”《少年法庭》剧照李涵也见过这样的例子。一旦年满十六岁，一些“拉车门”的小孩就自觉地退居幕后，利用自己的盗窃经验和人脉资源，转型成为其他孩子的“大哥”和“信息中心”，指挥其他还不满16岁的孩子偷盗，从中抽成牟利。李涵说，未成年人并不像成年人一样对后果有所预期，对选择深思熟虑。他们的行动完全基于当下的、瞬时的冲动，“即使理性上知道盗窃违法，他们内心也并不真正清楚违法的后果和影响是什么，理性认知无法指导他们的行动”。因此对于一小部分孩子来说，对法律的学习的确需要一种“体验式教育”。“只有碰壁了，才能真正觉醒，明白违法犯罪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皮艺军告诉南风窗，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未成年人轻微违法行为施行拘留，其实是对性质更恶劣的少年犯罪的一种超前预防措施。他说，社会一直以来所呼吁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未成年人来说只是一行字，“没感觉，缺乏威慑力”。犯了错，真的被拘留一次，才能对他们构成真正有效的威慑和刺激，改变他们“警察拿自己没办法”的认知。目前，国际上对少年犯罪的处置方法普遍遵循“轻轻重重”的原则：犯轻罪，危害结果轻，实行较轻处罚，重罪，较重的危害结果，就加重处罚。皮艺军说，“轻轻重重”意味着，法律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并非一味的放纵和轻缓。给予初次不慎犯错的未成年人以宽容，同时给予累犯、重犯的未成年人以严厉的惩戒。《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本次修订，遵循的恰是这一理念。而之所以将学生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范畴，皮艺军认为，如打架斗殴、敲诈勒索，学生欺凌本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只不过因为发生在校园的围墙之内，“过去人们用恶作剧的名义掩盖了欺凌的危害性”。本次新法修订，便是对此的纠正。失控皮艺军将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称作“失控的少年”。如果一个孩子家庭关系和睦、和老师同学关系融洽，他就处于“被控制”的状态，行驶在正常轨迹中。假使失去了家庭和学校的控制，未成年人便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李涵在帮教工作中发现，他们所接触的“拉车门”小孩，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大都家住北京郊区农村，父母忙于生计，在北京城区打工，这些孩子尽管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却大部分时间处于“留守儿童”的状态，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即使有父母一方留在家中的，父母也因健康或精神障碍，处于社会适应和劳动能力受限的状态，只能干简单的家务。《无尽的尽头》剧照按理说，青春期应该是最注重自己外表的年纪，但李涵社工同事见到的“拉车门”小孩，一个个“衣服很脏，脖子黑黑的，都是泥”。当她去到这些孩子家中时就明白，经济条件先放在一边不谈，家中基本的卫生条件都堪忧，“家庭的照顾功能都表现得不好”。雷望红曾经去过一个访谈对象的家中探访，这个初中男孩在校涉嫌学生欺凌，在校外又和社会青年去“拉车门”。父亲因吸毒欠债一百余万，母亲离家出走，这个男孩成了事实孤儿，和奶奶一起生活。父亲后来瘫痪在床，奶奶白天照料，男孩晚上照料，侍奉左右。“但也正是如此，他的学习成绩变得很不好。”雷望红说，这是他在学校开始失去“控制”的开端。雷望红最好奇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学生为什么会成为欺凌者？她发现，参与欺凌的主体，主要是学校中的后进生，他们学习热情不高、学习动力不足，无目标、无方向，时间使用空虚化。而学生欺凌则是他们重构时间意义的载体——雷望红在论文中写道：他们通过欺凌行为进行娱乐生产、气力释放和圈子建构，以此填充所获得的大量自由时间。《少年的你》剧照大部分学校的评价体系是十分单一且狭窄的，假如一名学生不擅于学习，或因各种原因成绩欠佳，就很难受到足够关注和获得正反馈，继而落入空虚的处境之中。令雷望红印象最深的一个男孩，在访谈时承认自己小学时成绩不错，英语考试经常拿高分，却因为在课堂上时常活泼好动、调皮捣蛋，被老师挑了出去，和其他几个调皮学生单独放在一个空教室自习、自学。久而久之，他和其他几个学生结成联盟，混在一起，自此在学校“无法无天”，开始欺凌他人。据李涵和同事们的调查，“拉车门”的未成年人中，约90%联系不到有效的家庭支持资源，约60%在初中阶段失学。放眼所有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其中约80%的孩子对他们说，自己在学校不被关注、没有成就感、不被尊重、不快乐。《隐秘的角落》剧照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李涵觉得这些孩子都是“适应”出了问题。学校适应有问题，于是离开学校，社会适应有问题，于是开始违法犯罪。被家庭和学校双重伤害以后，这些孩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在社会上也没有谋生的手段”。这种处境下，只要他们还无法适应学校和社会，就会顽固地反复违法犯罪——在李涵的经验中，个别亚文化群体甚至把拘留当成一次冒险经历，一份吹牛的谈资，被“圈子”中的未成年人争相炫耀。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法律上施以力度合理的惩罚固然重要，但却难以治本。除了惩罚，我们的社会还有更多需要完善的空间。责任方研究青少年犯罪四十余年，皮艺军隐约察觉到一种危险的趋势：未成年人犯罪个案后果的严重性在加剧。无独有偶，雷望红同样观察到，学生欺凌变得愈发残暴。如果说以往还只是单纯的辱骂、殴打，如今的欺凌则越发常见更恶劣的手段和更常见的严重伤害：脱光衣服羞辱、泼洒化学品致其毁容，甚至将对方殴打致死。《第二十条》剧照李涵曾参与过全国知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子，去调查评估的时候，她明显发现这些犯案未成年人怀有一种强烈的游戏心态：他们往往是出于好玩的目的去欺负和伤害他人，且“缺乏现实感，在后果发生之前，不清楚现实生活中的打死对方和游戏中的究竟有什么不同”。如今这一代未成年人，是互联网世界的原住民。互联网技术不仅混淆了虚拟与真实之间的界限，还削弱了未成年人对他人的共情和理解，“他们知道自己疼，却无法换位思考共情别人也会疼”，李涵说。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还增加了他们与真实他人互动的难度，因此“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无法适应学校环境”。更危险四伏的是，互联网上崇尚血腥、刺激的亚文化，见缝插针的擦边和黄色信息，极易对未成年人尚不稳定和尚不成熟的价值观造成扭曲。李涵接触过一名未成年人，曾在关押场所见到另外一名牵连全国轰动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反应竟然“像见到了明星一样”。7天或者14天与其他违法分子高浓度、高密度的接触，极易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交叉感染”，甚至被成年人操控。《无尽的尽头》剧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以后，她建议，拘留场所可以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管理，未成年人违法类型相对单一，价值观相对单纯，与成年人隔离开来，也是对威慑效果的一种巩固。无论如何，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复杂形势下，法律和公安机关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责任方。自2013年开始，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展开合作，对治安违法和触犯法律但未达刑责的未成年人进行后续3至6个月的跟踪帮教服务，给予他们支持与关怀，帮助他们适应社会。过去十年，他们接触过的80%的孩子都顺利复工复学，回归社会，服务群体再犯率只有3%。学校也理应做得更多。雷望红一直在呼吁，学校应当被赋予一定的惩戒权威。对待学生欺凌者，学校如今几乎无计可施，迫于“控辍保学”的压力而不敢严惩，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让欺凌者写一份检讨，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学校对欺凌事件“和稀泥” /《少年的你》剧照雷望红觉得，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态度消解了校园正义，令老师和其他专心学业的学生无可奈何。她访谈过一名年轻的班主任，因个头较矮，去查寝时被几个男学生围堵在墙角威胁，“还说了一些黄色笑话”。事后这位老师却无计可施，只能忍耐。在惩处欺凌现象的同时，学校的评价体系也应当变得更宽容和多元。如今以成绩为唯一导向的评价体系，让不擅学习的学生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欺凌和校外违法行为中寻找认同感与价值感。雷望红在西部省份调研的一所学校，让学生中有威望的“天王”当学生会主席，牵头举办校园活动。渐渐地，这些不擅于学习的孩子在学校有事可做，找到了乐趣和认同感，恶性欺凌就此大大减少。这位校长还和“天王”称兄道弟，这个男孩在学校觉得自己和校长关系好，“特有面子”，就此安分了不少。与青少年相处，需要威严，也需要智慧和技巧。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被主流体系认同和接纳，谁都会感到幸福、快乐，有尊严的。”雷望红说。

敢于挑战死亡的奥地利极限运动家鲍加纳今天在意大利因滑翔伞意外而猝逝，享年56岁。他2007年翻越台北101大楼露天观景台护栏并纵身跃下，从当时世界第一高楼定点跳伞成功。 鲍加纳（Felix Baumgartner）2012年从太空边缘惊人一跃，打破音障而突破人体极限，至今仍令全球粉丝啧啧称奇。 var admarutag = admarutag || {} admarutag.cmd...

据报道，超过100名英国官员的身份，包括特种部队（SAS）和军情六处（MI6）成员，在一起资料外泄事件中被泄露，这起事件同时也使数千名阿富汗人面临报复风险。这起资料外泄的最新发展原本受到禁令保护，直到周四高等法院法官部分解除禁令后，媒体才得以报道。这使媒体能够揭露资料库中的详细个案纪录包含特种部队与间谍的机密个人资料。政府已于周二承认，近19,000名曾在阿富汗20年战争期间与英国合作并申请移居英国的阿富汗人，其资料被意外泄露。许多人被认为面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因为塔利班正寻求对与英国政府合作者进行报复。这也是该资讯受到所谓“超级禁令”保护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禁止报道禁令本身存在的封口令。资料外泄发生于2022年2月，但政府直到2023年8月才发现，当时一名在阿富汗取得资料的人在Facebook上发布了部分内容，并暗示他可以公开其余资料。BBC于周三揭露，英国国防部（MoD）在此人发布资料后，曾提出加快审查其申请并将其带到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连串事件“本质上是勒索”。英国国防部拒绝对此人的行为发表评论，但表示“任何透过阿富汗安置计划来英的人”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安全审查”才能入境。2023年资料外泄被发现后，政府秘密设立了“阿富汗应对通道（ARR）”——一项针对受影响者的安置计划，但并未告知当事人资料已被泄露，尽管他们的安全已受威胁。该计划已协助4,500名阿富汗人及其家属移居英国，预计还有2,400人将加入，估计总成本为8.5亿英镑。这次意外泄漏是因为一名在伦敦英国特种部队总部工作的员工，误将超过30,000份安置申请电邮发给一名政府外部人士，原本他以为只是在传送150人的资料。在周二超级禁令解除后，另一道禁令仍禁止揭露特种部队与安全部门人员身份被泄的消息。但该禁令也于周四解除，因为国防部与媒体代表律师达成妥协，使记者得以报道更多细节。国防大臣约翰·希利（John Healey）周二在议会表示，这起事件是“部门的严重错误”，并承认这只是与阿富汗安置计划相关的“众多资料外泄事件之一”。影子国防大臣詹姆斯·卡特利奇（James Cartlidge）代表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道歉，该政府在资料外泄被发现时仍在位。英国国防部拒绝透露有多少阿富汗人可能因此事件受到伤害。塔利班政府周四表示，并未逮捕或监控受影响的阿富汗人。但一些被点名的阿富汗人的亲属告诉BBC，他们担心仍在当地的家人，其中一人表示，塔利班在资料外泄后加强了对其亲属的追查行动。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历届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不对特种部队发表评论。我们非常重视人员的安全，尤其是那些处于敏感职位的人，并始终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阿富汗资料外泄对英国军情六处和特种空勤团的影响有多大？BBC安全事务特派记者法兰克·加德纳（Frank Gardner）从表面上看，这起阿富汗资料外泄事件确实非常严重。可以说，这是自1999年前军情六处（MI6）官员理查·汤姆林森（Richard Tomlinson）叛变并在网上公布数十名MI6官员名单以来，英国政府机密人员名单最严重的一次泄漏。对于军情六处的行动官员来说，姓名与个人资料被公开，可能会直接终结其职业生涯。话虽如此，姓名是可以更改、伪造或掩饰的。但无法更改的是生物辨识资料——这类资料在反间谍行动中越来越常被用来识破与逮捕间谍——目前尚无迹象显示英国官员的这类资料也遭到泄漏。对于现役与退役的特种空勤团（SAS）与特种舟艇部队（SBS）成员来说，像这样的资料外泄事件理论上可能使他们面临生命威胁的风险，因为他们曾参与过一些致命且秘密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涉及击毙或俘虏特定目标。然而，根据评估，这次资料外泄对于那些名字出现在外泄资料集中的英国特种部队成员所造成的实际人身风险被认为是最小的。真正面临最大风险的，是仍留在阿富汗的阿富汗人。除了数千名可能处于弱势的阿富汗人姓名与个资被泄露之外，现在又揭露有超过100名英国特工的资料也在其中，这无疑令人震惊。但这起“未经授权的资料外泄”事件，其实早在2023年8月就已被发现——虽然发现得相当晚。这也意味着，英国情报与特种部队社群已有近两年的时间来设法缓解这场灾难，并为资料外泄名单上的阿富汗人与英国人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在最坏的情况下，军情六处（MI6）特别需要考虑的一点是，俄罗斯、中国、伊朗，甚至朝鲜现在可能也已掌握这些外泄的名单。合理的推测是，塔利班的情报系统对那些早已离开阿富汗的英国士兵与间谍的姓名可能兴趣不大。但他们足够精明，能判断出谁会对这些资料感兴趣：那就是英国的全球对手。目前，最需要担心的，是仍滞留在阿富汗的600名前阿富汗政府士兵及其约1,800名亲属。任何原本为他们规划的逃离路线，如今都可能已被破坏，而这起事件所引发的媒体关注，势必会重新激起塔利班中某些极端分子的行动欲望，他们可能会追捕名单上的人，并对他们施以报复，视其为在塔利班失势的20年间背叛者所应得的“正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