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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中国人决定放弃中国国籍选择归化日本国籍，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这意味着与中国人身份的告别，与中国人民族感情的对立。”2024年，一共有3122名中国移民选择加入日本国籍，成为“真正的日本人”，占到所有入籍移民的35.4%。这是中国移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韩国、朝鲜籍移民，成为第一大入籍来源，甚至比2000多年前徐福带来的3000童男童女还要多。大家都知道，在中文互联网上，对于日本的民族感情有多么的复杂。大家都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看着抗日神剧长大的，自然知道中日之间的千百年恩怨。所以，当一个中国人决定放弃中国国籍选择归化日本国籍，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这意味着与中国人身份的告别，与中国人民族感情的对立。别忘了，无论哪里的人民，恨“汉奸”更甚于侵略者。如果单纯是想要移民日本，那么可以选择日本的永住权，也就是绿卡，用不着更改国籍。事实上这样做才是主流，你看一年入籍的中国移民有3000多人，听着很多，但是跟申请日本永住权的中国移民相比就差远了——一年至少有3万人。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这3000多名中国移民选择不申请永住而是直接入籍日本，不留后路呢？首先是因为日本永住和入籍的倒挂。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申请永住和申请入籍要求时间更久的国家。根据规定，持普通长期滞在签证的移民，需要住满10年才能申请永住。但只需要住满5年就能申请入籍。而入籍需要的条件在书面规定上也十分简单，总结起来无非这么几条：1、你是个好人（在日本没有犯罪记录）；2、你不追求颠覆日本的政权；3、你在日本有一份长期工作，赚的钱能养活自己；4、你需要放弃原国籍（日本也不支持双重国籍）；5、你需要会一点日语，虽然入籍没有正式的日语能力测试，但你在面试的时候至少要能与面试官正常交流。所以入籍最大的门槛其实是居住满5年，只要一个在日本正常上班的普通人，熬够了时间就有资格申请入籍。但对于中国移民来说，入籍日本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理门槛。其次是因为只有入籍才能享受更多的权利。这段时间正值日本东京都议会选举，其中就有几位参选人是华裔。只有在入籍日本之后，才有资格参与政治选举。即便如此，日本民众对于入籍移民参选还是非常敏感的。归化后的一代移民只能参加地区性议员的选举，并且当选的概率很低。这一次选举只有一位规划华裔成功当选，还是因为此人多年来的“汉奸言论”，让日本人对他放下了戒心。除了政治权利外，入籍之后最大的福利应该就是日本护照了。日本护照几乎可以免签全球所有国家，曾多次问鼎全球护照含金量排行榜，目前是仅次于新加坡护照，排名全球第二。然后只有入籍才能消除日本人的戒备之心。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日本并没有“移民国家”的传统。是因为经济和人口问题，不得已开放了移民政策。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其实是比较“排外”的，是不喜欢和外国人“共存”的。日本的入籍叫做“归化”，那意思是，只有你全身心归附和受教化，才能说明你是真正融入到了日本，才能把你当成“自己人”。一位入籍日本的华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没遗憾…现在感觉更自由，公司能调岗也更方便…甚至房地产贷款也能拿到100%贷款额度，因为我是日本人。”为了能够融入日本社会，在职场能够不被区别对待，这也是中国移民会选择入籍的原因。但其实这也挺难的，即便归化了，一代移民还是会被日本人另眼相待，得到了二代、三代才会好转。毕竟一个数千年来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进入到移民社会不久，人心中的成见依然像大山一般。目前在刚结束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15个席位，成为最大赢家的参政党，已经喊出了“日本人优先”的口号，也标志着日本对待外国移民的政策将转向保守化和右倾化。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有一些中国移民在有生之年是不打算回国的，或者说他们是不敢回国的。举个例子大家就秒懂，著名的王姓记者。他也曾半开玩笑地说以后要入籍日本，进而参加选举。如果成真了，以后大家得喊他“王桑”了。这帮人既然都抱了这辈子不回中国的心了，那么他们选择入籍就更没有心理负担——反正老子没退路了，不如就破罐破摔。作为邻国，日本又是一个发达国家，尽管增长缓慢，但承平日久，社会制度稳定，这才能吸引大量中国人前往留学、工作、移民定居。但我并不建议学人家直接入籍，因为这需要你明确放弃中国国籍。拿着永住权其实差别并不大，进可攻退可守，做人做事最好是留足余地，方可回旋。

想知道一个国家的人们正在为什么事情焦虑，只需要观察他们地铁中张贴的海报就够了。在日本电车上，你会发现有四种海报一直在更新，却从不会消失——整容广告、培训班广告、卖房子的广告，以及婚活广告。前三种想必大家都懂，但最后一种或许会让你好奇：什么叫婚活？〓日本电车上的婚活广告在日本，为了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至少得提早一年参加说明会、投简历、笔试面试。这个过关斩将找工作的过程，在日本社会被称为“就职活动”，简称“就活”。而“婚活”，就是模仿“就活”而衍生出的词汇。它意味着在日本社会：“结婚”跟找工作一样，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日本人，为了结婚有多卷？在中国人还在惊讶于“985相亲局”的出现时，日本人早已经把结婚市场“卷”上天了。在2023年，日本所有结婚的人里面，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用过婚介服务。在这里，相亲绝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相反，是人们用来判别自己的社会地位，又或者，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第二次高考”。〓涩谷街头硕大的某知名约会APP的广告2024年，日本年轻人使用婚介所的人数相较于2019年翻了2.5倍，50岁以上的会员更是翻了2倍。但如果你以为日本婚活就是和中国一样，报名填个资料，坐等着红娘给你介绍对象，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为了能结婚，日本人需要付出的努力包括但不限于——婚活入门：报名婚介所、注册婚恋网站；缴纳会员费；参加婚活相亲派对等等准备材料：提交年收入证明和资产证明；展示最新体检报告等外貌提升：花钱拍摄“比身份证照片更重要”的婚活形象照；改造穿搭等技巧培训：学习如何在第一次见面中自然地表达自己；求婚小技巧等一辈子都离不开“培训班”的东亚人，连结婚也要报班。这里既有以“提升婚恋竞争力”为目的的微整形班，也有教你穿出“让人想结婚的好印象”的穿搭课，更是不乏各种教人“如何吸引异性”的恋爱技巧课。从20多岁的年轻上班族到50多岁的单身中年人，婚活已经成为日本婚恋市场中的一个巨大产业。日本婚活行业巨头IBJ的报告指出，日本女性在平台上筛选对象时，最重要的五项指标依次是：年龄、年收入、学历、是否吸烟、身高。而男性看重的依次是：外貌、年龄、性格、是否愿意生育、学历。能在婚恋市场上受欢迎的，往往是那些在学历、外貌、收入等方面都位于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人。说到底，婚活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阶层化。在这样高度工具化的竞争中，人人都是待价而沽的商品。为了婚活“上岸”，男男女女们都在拼命投资自己。如果说中国人还在吐槽“结婚返贫”的阶段，那日本社会就已经是“相亲返贫”的世界了。在日本婚介所，一般流程是：确定相亲对象→相亲见面→初步约会→正式约会→缔结婚约→成婚退会。每一步，都得花钱。相亲时吃饭逛街时产生的费用自然是少不了的。但除此之外还有婚介所的服务费，主要包括：入会金、每月会费、安排相亲的费用、婚活派对的参与费用、形象与情感指导支持费用，以及最终的成婚奖励金等。在这些项目的累计之下，每位会员平均每年大约需要花费30万到40万日元（约1.5万~2万人民币）。NHK的一期节目中，采访了多位参加婚活课程的年轻女性，其中一人表示：“我每月大概花10万日元用于婚活，感觉比考研究生还辛苦。”一位40岁的男性A君，分享了他这些年来在婚活中付出的血泪故事。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他，在过了30岁后，开始考虑起结婚的事。他先是报了一个“如何变得受女性欢迎”的培训班的试听课。课程一共4个半小时，前两个半小时里，导师们会狠狠把学员们骂得狗血淋头，指出他们各种不行的地方。然后用后两个小时来灌鸡汤，告诉学员们只要肯改变，找到一个好女人结婚是轻而易举的。〓针对男性用户的恋爱培训班一套洗脑下来，A君掏钱成为了会员。但半年下来，他依旧找不到女朋友。他又转向了另一个婚恋培训班。这次的课程旨在一个月内，让人脱胎换骨，横扫婚活市场。而课程内容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其中包括：与现役护士共进晚餐，学习陪伴女性时的言行礼仪，名为“护士给你及时反馈的晚餐”；由AV女优和AV男优担任讲师的“性教育学校”，教授如何让女性感到愉悦。〓某个“如何变得受女性欢迎”的培训班的内容展示。其中包含“让你成为有性张力的男人的秘诀”。A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两个课程，尽管价格高得惊人：“有的课程要50万日元（约2.5万人民币），我想着可以分期付款或者信用卡，就硬着头皮报了名。结果不到几个月，工资已经还不清学费，只好开始动用存款。”更惨的是，为了弥补婚活过程中花掉的积蓄，他轻信了朋友介绍的一项“稳赚不赔”的投资，结果非但没有赚钱，反而背上了债务。如今他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瞒着公司做保安兼职，只为偿还婚活期间欠下的债务。他无奈地说：“还没结婚，就在婚活中把老婆本花光了。我已经无力再考虑未来了。” 谁在被迫成为「结婚难民」？既然是竞争，那么就必定有落败者。和“婚活”相对应的词语，是“结婚难民”。自然，“结婚难民”指的不是无心结婚的独身主义者，而是那些“渴望结婚却结不了婚”的人。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低收入男性”。先来看一组数据：1980年的日本，50岁还没有结过婚的男性比例，只有2.6%。而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攀升至28.3%。据调查，日本女性在择偶时会希望对方“经济稳定”。假如具体到数字，这个门槛是“男方年收入400万”（约人民币20万）以上。你可以怀疑“爱情和金钱是否真的成正比”，但毋庸置疑的是：年收入和结婚率，是完全的正比。在日本，年收入低于300万日元的男性的结婚率，明显低于年收入在500万以上的男性。而当一个男人的年收入300万（约15万人民币）日元的时候，他能找到对象的几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如果低于150万日元（约7.5万人民币），则可以说是毫无希望，注定“穷光棍”一辈子了。〓一些相亲高端Party会限定身高178㎝、年收入800万（约40万人民币）以上。在YouTube上有这样一部纪录片，它追踪拍摄了一个年收入仅200万日元（约10万人民币）的单身男性的《婚活挑战记》。片中的主人公Y君29岁，长相可以算到中等偏上。只看外形和年龄都还不错的他，只是一个便利店打工的夜班店员，一年的收入约200万日元，无房无车，平日里吃的最多的食物就是便利店当天没卖完的便当。他面对镜头时这样坦言：“我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纪录片跟随着他参加婚活联谊会、结婚介绍所，当然也尝试了改变穿衣风格和谈吐方式。然而在经历了一遍市场各种“流水线大改造”后，结果却依旧不理想。他在相亲过程中多次被女方当众婉拒，理由是“没有稳定感”。Y君在视频的结尾感慨：“大家都说想找温柔的人，但从来没人想了解我是谁。”但对于那些和Y君相亲的女性来说，把自己的下半辈子交付给一个无车无房无存款无稳定工作的人，无疑是一场烂赌。〓阿部宽主演的《无法结婚的男人》比起在外貌和技巧上的努力，不如努力提高年收入——话虽如此，一个社会，总有人会成为穷人。日本在经历泡沫期后，劳动市场不稳定，终身雇佣制也随之减少，“合同工、小时工、派遣工”等各种非正式雇佣制度开始出现......人们的收入在下降。高薪阶层越来越少，社会阶层向下流动，中产阶层逐渐失去优势并下沉为下层社会。他们不仅收入低下，更是迎来在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等方面的全面下降，可以理解为“对人生热情低下”。剖析日本千禧年之后现状的《下流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98.5%的下流社会男性热衷于上网。”他们沉溺于廉价的娱乐和成瘾的快乐中，没有储蓄和长远规划，在结婚市场上很难拥有竞争力。〓相亲中的日本人但日本高收入人群中，也不乏“结婚难民”的存在。她们往往，性别为女。日本的婚活市场上，有着非常严重的“错位”。高学历女性的未婚率远远高于高学历男性。其中缘由很好理解：收入高、学历高的女性们，往往择偶标准也高。这些从出生开始就一路披荆斩棘的女性们，坚信努力就会有回报——在找人结婚这件事上也一样。她们就像海女一样，一次次沉浮在“相亲”的大海中，不停地和人见面。为了能够结婚，相亲100次、200次的女性大有人在。38岁的女性由里，在婚活的三年中，相亲了150次。她给自己定下的每个月都要见至少10个人的目标。但由于在婚介所每见一个人，需要支付1万日元的「相亲安排费」，一个月下来就要花10万日元（约5000人民币）。逐渐无法负担的她，转向了使用相亲APP。她在APP上见了超过100个人，但还是遇不到合适的人。〓参加相亲聚会的日本女性你还记得前文提到过的男性择偶时最看重的东西吗？依次是：外貌、年龄、性格、是否愿意生育、学历。在这5个条件里，实质上“外貌”和“生育条件”都是和年龄直接挂钩的东西。因此，随着年纪的增大，高学历女性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市场一次次压价：是劝自己贱卖得了，还是继续当“结婚难民”，这是一个问题。 小地方的光棍们，无路可卷如果说以上的“结婚难民”们好歹还有努力的方向，那么对于日本农村或者地方城市的男性来说，结婚不仅要靠实力，更需要运气。因为在这些小地方，由于适婚人口的减少，男性根本找不到结婚对象。适龄女性太少，自己村加隔壁村都凑不出来年轻女性举办个相亲会，想卷也没得卷啊。据统计，日本都市中的男性成婚率在40%左右，而地方上的男性成婚率只有30%。也就是说，在小地方，多了十分之一的男人没法结婚。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近些年才出现的问题就错了。在日本，“地方结婚难”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之久。而对此，日本政府和民间齐力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去别的国家那里娶媳妇。早在1980年，日本山形县就由政府组织，当地光棍们组团飞到菲律宾农村，和菲律宾当地的女性们来了场“村与村”的相亲。〓日本地方婚礼随后，这种找老婆的方式开始兴起。几十年来，以中、韩、菲律宾为主的无数外国女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以“嫁人”的形式来到日本。日本将这种现象称作“农村花嫁”。花嫁在日语里的意思是“新娘”。这个词语的背后，正是日本政府为了维持小地方的人口数，想尽办法吸引外国女性嫁去日本农村的政策。直到今天，依旧有地方政府的官网上甚至会专门写着“农村花嫁募集”，帮助地方男性“找妻子”。但“农村花嫁”，绝非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利益交换。这些嫁到日本农村的外国女性，几乎都是在完全不会日语的情况下，经由媒人介绍来的。她们甚至很多在嫁过来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未来丈夫的样貌和名字。有人嫁过来之后被当作照顾丈夫一家的工具人；有人在照顾丈夫一辈子后依旧不被真心接纳，丈夫宁愿将遗产给兄弟姐妹而不是外国妻子；还有人遭受家暴，闹到法庭后，日本丈夫在庭上公然说出了“我都花了钱，却没换来我想要的妻子，亏得明明是我”这种话。农村花嫁，到底是娶妻，还是披着婚姻外皮的人口买卖？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结婚倒映着社会的沟壑，而那些在金字塔最底端的女性，便成为了用来填平少许沟壑的工具。一位菲律宾女性Angelica Cruz在20多岁时嫁到日本，如今已经40多岁的她却无法用日语进行十分顺畅的交流，“嫁过来以后就是做家务，生孩子，照顾孩子和公婆，然后就是打打体力活的零工补贴家用“。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接触，而在家里老公和孩子都不怎么和她交流，这位女性的日语一直停留在最基础的日常对话阶段。“最让我难过的是，上高中的女儿跟我说‘你别说话了，根本听不懂’。”Angelica Cruz 开始在打完工后往返于政府的免费日语教室，因为“想要和青春期的女儿多说说话”。2000年后，随着亚洲其他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完善，愿意将自己嫁到日本农村来换取好一点的生活水平的年轻外国女性，已经越来越少了。“农村新娘”已经快成为过去式，“地方男性找不到老婆”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愈来愈难。在NHK的纪录片中，来自小地方的30岁男性去城市里积极参加相亲活动，但是结果依旧没有改变——没有女性会愿意嫁到地方上去。在日本卷到飞起的结婚战中，刀光剑影中倒映的，是阶级的固化、性别结构的不平衡和城乡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和日本男性结婚的外国女性国籍依次排序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电车上贴着的整容广告和培训班广告，日复一日倒映着人们忙碌的脸。人们以为只要一路努力——上大学、找工作、买房子、结婚——幸福就会自动到来。但事实呢？学历不错、收入却不高的男人，结不了婚；学历高、收入也高的女人，依旧结不了婚。在城市里结婚难，在地方上更难。这一切似乎并不仅仅关乎于婚姻，更是关于阶级、关于性别、关于人生选择的残酷现实。而在这场婚姻的战争中，那些尚未上场，或永远也上不了场的人，只能站在站台边，看着广告一遍遍闪过，一遍遍提醒他们：“你还不够好，你还得继续努力。”可谁又来告诉他们：幸福，不该是努力的奖赏，而是人人应得的权利。

极目新闻评论员 屈旌“尖岗水库有很多野泳爱好者，有的甚至带狗下水游泳。”近日，有市民反映，尖岗水库作为郑州市重要的饮用水备用水源地，严禁从事野钓、游泳等可能造成污染的活动，如今竟然成了游泳爱好者的“天然浴场”。记者现场探访发现，库区岸边及水域内有多名野泳者，部分市民带着孩子在水中嬉戏，还有人牵着宠物狗进入水中。水库周边虽安装了围栏并张贴“禁止游泳”“水源保护”等警示标语，但部分围栏存在明显破损、缺口，人员可轻易穿越进入库区。整个走访过程中，未发现相关部门巡逻人员。尖岗水库成为野泳聚集地 来源：大河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一名工作人员称，该局职责聚焦企业排污等环境污染问题，对个人野泳行为无执法权，但该局另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近期已收到相关情况的反映，并已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增强现场巡逻执法力量，以及通过微信、官方网站等平台加强宣传。该工作人员指出，现有执法力量有限，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覆盖监管，欢迎市民举报违规行为。（据7月22日大河报）水库附近就有警示标语 来源：大河报水源地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是城市供水安全的重要保障。尖岗水库不仅承担着防洪重任，更是城市用水的“生命线”，却成了野泳者嬉戏，宠物狗撒欢的“乐园”。带孩子游泳的市民表示，“这里比游泳馆舒服”，却忘了脚下可能暗流湍急。牵狗下水的人只顾自己开心，却不顾宠物下水对水源的污染。要知道，人身上的汗液、护肤品，宠物的排泄物，都会直接污染饮用水源，最终流进千家万户的水龙头。这么多人为了一时的欢乐，长期破坏公共饮水安全，也将自己置于溺水风险之中，暴露出的不仅是规则意识的缺失，更是监管链条的断裂。警示标语被无视，阻挡的围栏可以轻易损毁，巡逻人员难觅踪影。这样松垮的监管现状，水源地安全怎能不岌岌可危。对饮用水源保护不应该存在执法真空。郑州这片水库似乎成了“法外之地”，水利部门称“只有劝阻权”，生态环境局表示“只管企业排污，管不了个人行为”，公安部门又未能常态介入。即便有时有巡逻船，船只一离开，野泳者就像潮水般涌回来，这种“九龙治水”的困局，直接导致联合执法行动后，乱象就迅速反弹。有人说，提升市民素质是关键，但文明素质不光是呼吁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如果破坏规则，肆意妄为的行为没人管，侥幸心理自然会滋生和蔓延。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游泳，违者可处500元以下罚款，湖南、浙江等地早已开出罚单的先例证明，执法并非无法可依，关键是要有关部门真正担起责任。当务之急是厘清执法主体，建立常态化联防机制，让法律条文长出牙齿。饮用水源地不是私人泳池，防洪水库更不是避暑胜地。要守住这池清水，首先要补上监管的“漏洞”，明确到底谁是执法主体，同时必须形成监管合力，将严防死守落到实处。破损的围栏要修复加固，不能再那么轻易被破坏，巡逻的力度要加强，尤其在重点时段要重点防范。要加大对违规野泳行为的执法力度，对违规下水、破坏防护设施、污染饮用水资源的行为违法必究，通过电子监控、智能预警等技术手段弥补人力不足，让违规者无处可藏。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平台，加强水源保护和安全教育宣传，提高市民的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守护水源地的安全，就是守护每个城市居民的健康，面对屡禁不止的野泳乱象，管理部门必须打破“各管各事”的思维，市民也要跳出“法不责众”的误区。只有将监管之网织得更密，法治之剑悬得更高，文明之水才能永远干净清澈。

当地时间7月21日，俄罗斯媒体曝光了该国的一家无人机生产工厂的内部情况，据称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工厂”。据报道称，该工厂位于鞑靼斯坦耶拉布加，距乌克兰边境约1700公里，靠近卡马河，“便于从伊朗通过里海和卡马河运输零件”。工厂占地庞大，包含多个生产车间、金属铸造厂、锻造车间和测试设施，24小时运作。该工厂由一家名为Albatross的公司管理，此前专注于农业技术，现转为军用无人机生产。工厂目前主要生产三种无人机，包括格朗-2（Geran-2，原型是沙赫德-136）、格朗-1（原型是沙赫德-131）以及信天翁M5。仿照伊朗的沙赫德-136打造的格朗-2，是一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航程约1500公里，配备爆炸弹头，采用CRPA卫星导航和惯性系统，具备一定抗电子干扰能力，但发动机噪音大，据称类似于摩托车发动时的声音。不过相较于原版，格朗-2的成本要相对低廉，被估计在2万到5万美元之间。格朗-1和格朗-2的功能类似；信天翁M5则是远程侦察无人机，配备光纤电缆以对抗电子干扰，适用于战场侦察和目标识别。工厂总经理帖木儿·沙吉瓦列耶夫（Timur Shagivaleyev）在接受采访时称，工厂已经生产了“数万架新型无人机”，是两年前最初向国家承诺的“数千架”的九倍，但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不过另有报道称，该工厂仅在今年5月就生产了5200架格朗型无人机，而全年的计划是生产3万架远程无人机和200万架FPV无人机。俄罗斯媒体在报道这一工厂时，特别强调了工人们的年龄，进而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据报道称，年仅14岁的少年就已经上岗了，他们边学习边工作，从而形成一条人才输送管道，“这使得他们大学毕业后能够在无人机工厂就业。”这些年轻人当然也是有报酬的，承诺的月薪为7万卢布（约6419RMB），但前提是需要完成生产配额。另有消息称，这些年轻人常常为了完成工作而选择加班，一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却没有加班费。此外他们也被要求对无人机的工作进行保密，违反者将被罚款150万至200万卢布。俄媒在报道时，将工人们的真容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只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明亮厂房操作电脑和组装零件。对于让少年们进厂上班，一些俄罗斯人为此感到骄傲，称这是该国充满活力、未来可期的表现，但也有一些俄罗斯人认为这是对未成年人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