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中文版8月起停刊。看到消息，心中无限感慨，因为我和读者文摘有段长而深的因缘。
读者文摘版本很多，最早创立的是1922年英文版，创办人是美国的华勒斯（De Witt Wallace）。中文版始自1965年，首任总编辑是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女士。人们说她是读者文摘中文版创办人，也有道理，因为读者文摘中文版在林太乙手中问世，发扬光大。
注重人文尊重宗教
林太乙与我岳母林海音女士是好友，我得以见面。她拿着刚流行的Palaroid相机（商业名称拍立得）在客厅拍照片，几秒钟后照片自相机中滚出来，光彩艳丽，她签名，我很珍惜。几十年后照片褪色，影像消失，变成一张发光的灰纸。
香港编排的「读者文摘」中文版是我固定读的两本杂志之一，另一本是台湾高雄炼油厂编的「拾穗」。那年代杂志很多，这两本是文摘性质，不刊载儿女情长的小说，也不谈耸动的政治。拾穗着重科技，读者文摘着重人文。但读者文摘有个不明说的精神，「我相信你知道，读者文摘选取的文章注重人伦，尊重宗教。此外，我们很反共，但是不在辞句上鼓吹，尽量选用富含自由、人本、家庭、快乐、幽默本质的文章。」1995年远东区美籍总经理在他香港办公室，曾私下对我这么说。
聘专人严谨查证
读者文摘对文本的要求极为严格，不能有错别字，讲究文句优美，不能模棱两可。他们设立了对外不公开的审核机制，聘社会人士考证转载文章内容。作者往往是名人，但文句未必妥当，读者文摘不方便直接询问，借资料查证员（researcher）考证，若有必要请求作者更改。1970年代，林太乙商请夏祖丽担任考证，希望我协助。当时夏是纯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我负责电视新闻主编。他们曾希望转载一篇散文名家的文章，文中提到「…北一女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好学校…」，读者文摘要求证实「数一数二」是否恰当，祖丽把考证任务交给我。
查证员宛如FBI探员
我先到教育部，请求调阅近年台湾各中学毕业生，联考升大学达成意愿的比例，再查看各校学生违犯校规的情况，以及体育、群育、校外活动、社会评语等，总结是「数一数二」这形容词很恰当。否则也许会建议，由读者文摘请求作者改为「北一女是台湾很好的学校」，或「人们趋之若鹜的学校」等。
读者文摘想转载一位名家写的游记，文中说，「…台湾的外销三轮车驰名国际…」他们质疑这句话，祖丽交付我考查。三轮车在台湾早已绝迹，我到国贸局查看出口货物分类，没有三轮车，只有自行车，台湾省和台北市进出口公会也一样。有人建议去罗斯福路一家自行车行，原来他们把链条、把手、车轮、车架分别卖出国，在夏威夷组装成三轮车，在缝纫行缝制美丽的车篷、椅垫和「台湾制」字样，由老美骑了在檀香山街上兜揽观光客，难怪这位作家见了说，「…台湾的外销三轮车驰名国际…」。
林太乙说，「我们除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不用考证，其他描述都要考证。」我知道除了祖丽，读者文摘另有位兼任的researcher，也出自新闻界，大家都不宣扬自己，好像是CIA或FBI探员。
创建题库统一翻译
1986年我辞去华视，应聘澳洲联邦媒体担任新闻主编，我们与读者文摘那份「暧昧」关系告一段落，仍偶然为其写稿。1992年读者文摘总编辑郑健娜女士找我兼任每期文章的英翻中工作，一连做了九年。我深知他们的规矩，翻译成中文常加注出版时不会看见的理由。读者文摘的全球各种语言文章一律翻译成英文，储藏在大电脑中备用。他们称作reservoir（题库）。
1994年尾一个早晨，还没起床，一名不认识的女性打电话到床头，以英语对我率直说，介绍我改行到香港工作，薪水比现在高一倍半。她悉数我过去在台湾和澳洲的工作细节。我问她是谁，如何知道我的电话和个人数据，并表明我不想转换跑道。原来她是受雇的合法headhunter（猎人头顾问），专替雇主寻找或调查他们看中的人的底细，类似星探或球探。她要求我去香港与雇主面谈三天，来回商务舱机票以及在香港的交通食宿都由对方负责。我坚持要知道雇主身份，否则不去面谈，她才说读者文摘找继任的编辑负责人，看中我。其实我已猜到，因为常年与读者文摘工作双方愉快。
一场私下高薪挖角
飞机上我审视一切，我曾被访谈，也常访谈别人。当时读者文摘有18种语言版本，包括盲人点字和有声录音。最畅销的是英语版，其次是中文版，各版本必须翻译成英语备用。纽约总部每期规定不同语言版本必须刊载的文章，各语言版也可自行选取文章，或从外界转载，或自行约定撰写。中文版刊载的题库文章和自行选用的文章比例，约为7与3。
我身着便装抵达香港，一身黑色礼服的司机，打开奔驰车后座门说，「这是你今后三天的专车，我是你的司机，要到哪里请吩咐。」我问现在去哪儿，他说香港中环太古金钟广场，新开幕的万豪酒店（Marriott）。休息片刻后，去柴湾的读者文摘。
接任总编辑的机会
在那名美国远东区总经理的办公室，他说了大篇读者文摘的理念后告诉我，「我们希望你先担任一年的主编，现任总编辑郑健娜明年退休后，请你接任总编辑，十年后退休。」他说，退休时按最后的薪资，支付三年半做为退休金。另外每年支付全家四口各四张香港墨尔本的来回商务舱机票，做为home leave（探亲假），机票可换成世界任何地区，不能折现。他敲敲办公桌底层，「这是我和你的under table（私下协商）」。他乐观地希望三天内签约。
我颇奇怪，首度见面就谈台面下交易。他对我的「好感」依靠的是总编辑等人对我的了解，以及那名head hunter的调查报告。他好像在谈商业交易，不是发掘新激活人员的价值。我联想到他所说的读者文摘精神。
「谢谢你提供的优厚待遇，即使我正在享受澳洲联邦政府的安稳工作和待遇。我想知道，转换读者文摘工作，对个人会有不便吗？」，他想了想后说，「你必须习惯搭飞机，每年两次由香港飞纽约开会，检讨编辑发行，配偶可以同行，会安排活动。每次公假只有一周，扣除旅途往返和开会，所余时间有限，但是我们有18洞的高球场。」他说，「你还必须每年至少一次考察各市场。以中文版来说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尼。你一年还有四次家庭团聚，所以你会全年不停飞行。当然你要负责每期文章，指导编辑。」
他反问我，读者文摘选择我的原因是什么。「我猜是考虑中文版无法打入华人最多地区的中国大陆，因为中共不准。而我对两岸和简体字都很熟悉，出身和经历符合你们需求。」他却说，「我们不考虑中国市场。」我问，「你们担忧1997香港回归后的读者文摘情势吗？」他说，「不担心。中共不敢赶走读者文摘。」当时读者文摘与时代杂志（Time）、生活（Life），合称美国三大杂志，读者文摘的国际影响力很大。他却没料到13年后的2008年起，读者文摘以简体字在中国销售了四年。
香港或澳洲的抉择
在香港的三天，我忙于了解编辑部运作。第一天傍晚7时30分我搭电梯下楼回旅馆，一名编辑小姐有礼貌地问候我，我随口问，「妳们平日何时下班？」她说都是这个时候，我问，「有加班费吗？」她噗哧一笑，摇头。我立刻醒悟自己的愚蠢，我这人在澳洲工作惯了，没考虑到东西文化的工作差异。
我邀请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联合报驻香港特派员俞渊若女士，分别餐叙，听取他们对我就任新职的意见。一位肯定地说，「当然该来，除了待遇优厚外，工作地位崇高，你是继林太乙、董桥、郑建娜之后第四人。」他指着酒店说，「香港多繁华，如果有天堂就是这样子。」另一位说，「如果我是你，不来。看看1997之前，有多少人急着离开香港？你却一头栽进来，撂下祖丽一人在澳洲带读书的孩子。澳洲是香港人向往的地方，你没有理由放弃。」
为家庭婉拒职缺
回到墨尔本，我与祖丽悉心检讨。她的意见是3：7，不去香港。理由是，人生的下半段单身在香港食宿，工作辛苦，划不来。我的意见是6：4，去香港，理由是人生另一冲刺，待遇好，能发挥所长。不去理由与祖丽相同，抛家弃子，形同打光棍。于是，9：11，我们下定决心婉拒那总经理。
于是我回复：「你们的待遇令人满意，可是我好像没得到全部，因为必须负担澳洲香港两边家计。我要在居住昂贵的香港租屋，要高级安宁、有警卫和雇佣，要步行可达读者文摘，这一是为工作方便。除非这些问题能解决，否则恕我不能就任。而这些问题属个人困难，不该由读者文摘解决。」
还没接到回信，我接到澳洲电信局Telecom的通知，要我去墨尔本电信局总部参加一个越洋卫星视频会议（satellite video conference），30年前这东西刚激活。对方是纽约的读者文摘总部总编辑，国际版总编辑，与人事部门经理。他们在银幕上三对一，冀求我回心转意。
东西文化交融价值
两年后，1997年我们在墨尔本亚伯特湖（Albert lake）湖畔Carlton Crest酒店，主办三天的「中华文化与移民文化国际研讨会」，邀请三十几位国际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共同讨论文化跨越问题。我是大会主席，祖丽负责议事，机票和食宿完全由我们负担，就像前年我去读者文摘。我邀请郑健娜来墨尔本，她的讲题是「跨越一道文本的鸿沟（Bridging the Chasm between Languages）」，当天她提到「…不同文化的创作者，历练不同，看法不同，表现手法各异，但我深信人性有许多地方是共通的，譬如对家庭、感情的追求，对信仰、价值的探索，对未来的憧憬等。凡此种种，不同种族、肤色、语文，都深深向往。从文化消息方向看，中西文化的确可以交融。…」郑健娜不是演讲读者文摘，但是内容却契合她的工作。
在我和读者文摘的多年合作中，深刻体认她说的东西文化交融价值，因为读者文摘设立题库，把千万篇世界语文精华，一体用英文储藏，供各地编辑倘佯，编排成书，供千万读者浏览激励人心的好文章，乃至小品专栏，像「开怀篇」、「浮世绘」、「世说新语」、「医学新知」，以及连载的「老周的身体」。
读者文摘鼓励世人，为人生奋斗，却在60寿诞时停刊，情何以堪。2025/7/27 台湾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