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萨克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前高级顾问
中美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如果中国不够强大，还能引起美国的注意吗？美国霸权是如何在全球实施“颜色革命”，以建立忠于自己的傀儡政权？在这种霸权思想下，世界秩序还有可能走向和平吗？
7月21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前高级顾问杰弗里·萨克斯来到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参加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主持、联合底浪文化共同发起的对话。萨克斯教授以《以色列-伊朗冲突及其全球影响》为题做主题演讲，并将话题拓展到了更广义的地缘政治领域。
以下为萨克斯教授近2个小时主题演讲全文，观察者网翻译，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杰弗里·萨克斯：
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欢迎与邀请。也感谢在座的各位，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度几个小时，聊聊当今世界局势。的确，虽然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以色列和伊朗，也就是中东危机，但我还是想谈得更宽泛一些，更一般性地谈谈地缘政治话题。
地缘政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各国——正处于一个非常艰难且充满风险的时期。我们深陷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因为我们身处核时代。众所周知，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但得到公开承认的是九个。这九个国家中的大多数，至少与另一个有核国家在地缘政治或外交上存在冲突。而美国和俄罗斯更是在乌克兰陷入公开冲突，因为这本质上就是一场美俄之间的战争，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因此，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全球局势，才能避免可怕的灾难。
7月21日，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与张维为教授对话 观察者网
我经常提到《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末日钟”。这是美国的一份刊物，创办于1947年，也就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创办者是那些自己也办期刊的原子科学家。他们想告诉世界：这实在太危险了。核武器带来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其毁灭性的威力是史无前例的。于是他们设立了这座钟，钟表指针会指向离“午夜”（象征世界末日）更近或更远的位置。钟刚设立时，指针离午夜还有七分钟。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我们离毁灭很近了，就是因为这些新武器。
那是在1947年，当时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当然，1949年苏联打破了这种垄断，研制出了自己的原子弹。接着是1950和1960年代的英国、法国、中国。然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大约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尽管从未正式宣布）拥核，再之后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伴随着地缘政治的演变，这座钟的指针一直在来回摆动。
冷战结束时的1991年，指针曾远离午夜。苏联解体了，看起来威胁消失了，冷战结束了。美中迎来良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以及后来的叶利钦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都说：我们只想要保持良好关系，我们要重建，我们想要体面的对外关系。于是科学家们把末日钟的指针调到了离午夜还有17分钟的位置。
然而，自那以后的每一届美国总统任期都目睹了末日钟指针向午夜逼近。我不认为这是偶然。我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犯下的错误导致的。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国家——我们不用担心外敌入侵，毕竟，我们并不担心加拿大或墨西哥入侵（虽然1846年美国跟墨西哥打过一仗，但他们输了），所以这不是什么大威胁。我们还有两大洋保护，美国本该非常从容。美国在安全上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本应不难避免——你只需与其他核大国合作就行。
但正如我所说，指针从离午夜17分钟开始调整，克林顿上台，指针移近了；小布什上台，指针移近了；奥巴马上台，指针移近了；特朗普上台，指针移近了；拜登上台，指针又移近了。现在，指针离午夜只有89秒了。从17分半钟，到只剩下不到一分半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每一届政府都在把指针拨向午夜？
当然，存在许多种解释，但我的解读聚焦于美国，更宽泛地说，是整个西方世界——我指的是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我把它们算在一起，因为它们也算英国的旁支）。在我看来，问题在于我的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对全球现实存在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已持续了三十多年。
2025年1月28日，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桑托斯（左）、普林斯顿大学机械与航天工程系荣休教授罗伯特·索科洛展示“末日钟”最新状态
张教授，您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14年前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我刚刚才有机会拜读。正如您告诉我的，您是对的，您辩赢了。但福山教授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是：西方已经胜利，历史终结了。而我对现实的基本理解则不同。
我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胜利——我们有机会摆脱核战争和对抗，有机会在全球各地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引领并展现了这一点。从1980年到2020年这四十年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这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可能性——凭借技术、教育与基础设施的发展，我们能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
顺便说一句，我是亲眼见证这一切的，因为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1年。那时的中国并不富裕。1981年的中国还很贫穷，这是过去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结果。在我职业生涯的这四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迅猛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世界所有地方都有可能实现的。因此，尽管我要为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尽心鼓掌，并深知其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与文明土壤中，但我坚信这是在世界所有地区都能实现的。也许速度不同，也许不能都像中国这样成功，但我不会轻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非洲、南亚、中亚或拉丁美洲。
我认为，我们都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让贫穷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潜在现实。但显然，这还不是我们世界的实际现实。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世界可能成为的样子，然后努力去实现那个世界。
不幸的是，这并非1991年底福山教授宣布“历史终结”时美国的想法。当时美国的想法是：西方将从此领导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美国将领导世界向前进。至于其他地区是否发展，美国兴趣不大。即使它们要发展，也必须在美国的庇护下进行。换句话说，冷战结束时重要的是全球主导地位，而非合作或和平。我认为，这正是为什么世界在过去35年里持续陷入危险，且变得越来越危险。
所以，我的理解是，我们存在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西方主导了世界经济和政治、金融领域大约250年，大致从1750年到2000年左右。在此期间，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将这种主导地位解释为世界上固有的、理所当然的特征。它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种主导地位，有些非常极端，有些稍微温和一些，比如种族优越论、社会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宗教优越论（毕竟西方是一个基督教世界）。
无论信奉哪种理论——基因优越论也好，生物优越论也罢——这种观念都深深植根于西方世界的思想、道德、叙事、信仰、制度和政治之中。而其中有两个国家主导得最为彻底。当今世界的大多数问题，追根溯源都跟它们有关。
其一便是英国。中国与英国有着一段相当不同寻常的打交道经历，从1793年一直延续到大约二战结束。另一个就是美国，英国在西方世界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的继任者。
英国无疑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傲慢。他们将这种傲慢用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他们当时相信英国是那个“日不落帝国”。这就是所谓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时代——虽然并不那么和平，但确实是英国主导的时代。19世纪实质上是由英国主导定义的。
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场灾难性的内战——我们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欧洲内部，这其实就是欧洲国家间的内战。最终，英国无力再维持全球帝国，但美国在此时接手了。美国继承了大英帝国统治的思维方式和制度。
大英帝国统治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主要体现，就是控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权，所以英国十分擅长我们所说的“政权更迭”操作。如果你不喜欢某国政府，那就换掉它，这是一种与外交不同的对外政策。在外交中，如果你不喜欢一个政府，你会坐下来谈判。但如果你是19世纪的英国人，你不喜欢一个政府，你会威胁它、杀掉其统治者、或者推翻它。这也是20世纪下半叶英国对外行动的主要模式。
美国继承了这种行动模式。我甚至可以说，是英国人教给了美国人。1953年，英美就搞了一次“联合行动”——由英国军情六处（MI6）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联手推翻了伊朗政府，这间接塑造了今天的局势。1953年，伊朗本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民选政府，由摩萨台总理领导。他有个在当时非常激进的想法：伊朗土地下面的石油，应该属于伊朗人。而英国人则认为，这些石油属于英国。所以当这位民选伊朗总理说“这是我们的石油，在我们的国土之下”时，英国政府就知道必须推翻他。他们联络了美国政府，秘密策划了推翻摩萨台、扶植伊朗巴列维国王的行动，建立了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警察国家。
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1953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政变推翻
如果要统计一下，美国从1945年到1989年冷战结束期间所有的此类政权更迭行动……有位政治学学者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很棒的书，叫《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Covert Regime Change），她当时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的学生。她统计出美国冷战期间进行了64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大部分由CIA主导），以及6次公开的政权更迭行动（即公开发动战争推翻别国政府）。总共70次政权更迭行动！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统治之术。它与外交背道而驰，你不需要和对方打交道，你只需要控制它、推翻它、刺杀其领导人、发动政变、操纵选举、制造骚乱来颠覆那个政权。这种事情在台面下发生了64次。“隐蔽”（covert）一词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否认自身扮演的角色，尽管当地民众都心知肚明是谁干的。所以当这些事件发生时，关于“谁是主谋”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隐晦。所有人都说是美国干的，但美国却说：“跟我们没关系。不是我们干的。那是当地自发的骚乱。”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历史是因为，这种傲慢的统治之术——本质上是一种帝国心态——正是美国从1945年到1991年的心态体现。美国人民被告知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要对抗全球共产主义。这就是当时给出的解释，尤其是针对苏联。美国指责苏联想要接管全世界，并以此为借口，试图去接管世界所有其他地方。
非常关键且有意思的是，美国拒绝让任何国家保持中立，并宣称：“如果你不站在我们这边，你就是反对我们。”因此，美国积极反对别国保持中立。这也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主张，因为很多国家说：我们不想选边站，我们想和苏联做生意，也想和美国做生意。我们没有强大的军队，我们不攻击别人，但我们也不想和任何一方的关系搞僵。美国却说：不行，这还不够。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是反对我们。
有意思的是，对于在座的学者们——这里可都是学者——如果你们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史书因为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近年来出版的书又流行起来了，书中提到一段“米洛斯对话”。这场对话发生在雅典人和米洛斯岛的领袖之间。
米洛斯人表示，“我们想跟雅典做朋友，也想跟斯巴达做朋友”。但是雅典人说：“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他们。”
米洛斯人回应，“不，我们只想保持中立，安分守己。别管我们行吗？我们喜欢你，但不想加入你的帝国，也不想加入他们（斯巴达）的帝国。”
然后雅典人蛮横地表示，“不行，你们要是中立，就会削弱我们在整个希腊域内的权威，会让雅典的所有盟友觉得我们软弱，所以你们必须臣服。否则，我们就杀光你们。”
历史上，大约公元前416年，米洛斯人果然拒绝了雅典。结果呢？雅典人入侵，杀光了米洛斯岛上的男人。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揭示的是：仅仅12年后，雅典就战败了。所以，除了带来失败以外，那份傲慢没有任何意义。还不止于此：打赢了战争的斯巴达后来也从历史上消失了。双方谁都不是赢家。战争同时耗尽了双方的元气，而希腊在下个世纪里就被马其顿入侵了。所以说，这场漫长的战争让交战双方都成为输家。
但雅典展现的傲慢，正如今天的美国。顺便提一句，那时雅典可是伟大的民主政体，但同样傲慢至极，最终吞下了自己酿成的苦果。正因为是民主体制，他们选出了许多愚蠢的领导人，那些人非常擅长蛊惑人心，煽动民众道：“为什么不攻打叙拉古？为什么不把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毫无理智，最终令雅典一败涂地。
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形势示意图
我个人的大部分工作始于1989年，那时我已经在拉丁美洲工作，然后冷战结束了。简单来说，我曾担任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顾问——不是作为直接顾问，而是通过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后来，我直接担任过叶利钦总统的顾问，也当过乌克兰总统以及许多其他领导人的顾问。
我当时想，这太好了，冷战结束了，全世界都在搞市场经济，大家可以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穷国能更快地发展，缩小与富国的收入差距。富国也该帮穷国追赶上来。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个安全、繁荣的世界。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那时相信，现在也依然相信：有足够的资源供所有国家得到发展。因为经济学理论里面有个马尔萨斯理论，说资源是不够分的，因此争斗不可避免，总会有人最终成为输家。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但我拒绝接受。我的理由基于经济学本身。换句话说，这不是关于道德理论，而是关于实践的理论：只要人类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比如用太阳能，而不是化石燃料），就能让全世界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有足够的资源供所有人实现发展。这就是我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
然而，美国非但没有放弃，反而强化了帝国心态。它没有把冷战结束视为建立一个平衡、公正、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良机，反而将其视为谋求霸权的契机——非常赤裸裸地认为。这成了所谓“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帮人从1991年开始，基本上掌控美国政坛至今。新保守主义者的核心思想是：只有在美国领导下，世界才会安全，因为美国是“正义的力量”，所以就该美国制定规矩，扮演世界警察，决定世界各地的事务，然后天下就太平了。
这种立场何其傲慢，这个想法本身也极其荒谬。但自1991年起，历届美国政府基本上奉行了这一套理念。我本人也算近距离见证了一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的主张是：我们应该帮俄罗斯重新站稳脚跟，帮非洲实现发展，确保全球各地消除贫困。可这些想法在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包括我那些短暂掌权的前同事们）那里，通通不被接受。他们认为这些想法太天真，有违美国利益。美国的利益就是当“全球老大”，而不是在一个共享繁荣的开放世界里搞合作。在我看来，冷战的结束甚至让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加糟糕。
顺带说一句，这对中国也很重要。冷战期间，美国所有说辞都是，“我们对抗苏联是因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你们知道，在美国语境里，“共产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够吓人的。可当俄罗斯独立并宣布自己搞“市场经济”，进入“后共产主义”的新时代了，这对美国政坛产生了什么影响吗？一点没有！这很有意思。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依然被视作敌人。为什么？这根本无关共产主义或意识形态，纯粹因为俄罗斯是个大国。在这点上，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道出了美国人的心态：美国视俄罗斯为威胁，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定意识形态，就是因为它的块头大。美国视中国为威胁，也不是因为中国具体做了什么或是什么样，仅仅因为它又大又成功。因此，中国的“原罪”就在于它威胁到了美国的霸主地位。我认为，这就是美国政治领导层观点的精炼概括。
回到我的经济学观点：这种思维是个可怕的错误，不仅在道德层面，更在实践层面。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4%，3.35亿人。4%的人口怎么可能统治全世界？除非世界上其他地方永远保持贫穷、失败、落后……但这不仅毫无道德理由，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发生。我一直相信穷国可以更快发展、迎头赶上。当然，中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范例。但中国也遵循了日本、新加坡走过的基本路径：只要领导有方、规划得当、策略正确，实现快速的经济腾飞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规模史无前例。
所以，美国那套称霸世界的想法根本讲不通。不仅在道德层面讲不通，在安全实践上也讲不通——在一个美国富得流油，而拥核的俄罗斯却陷入动荡的世界里，美国怎么可能变得安全？这只会让美国面临更多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想法也是错的：俄罗斯会赶上来，中国会赶上来，非洲也会赶上来。美国终将明白，占世界人口的4%就是4%，根本不够格统治全世界。美国必须学会与别国合作，必须明白治国之道远不止推翻别国政府那么简单粗暴。
1995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参加晚宴
说到这里，就触及当今的国际政治了。直到今天，美国依然没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看到的战争和危机，根源还是那套陈旧的帝国心态。
比如乌克兰战争就是美国挑起的，而不是俄罗斯挑起的。美国通过将军事同盟北约东扩，试图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南部（特别是格鲁吉亚）建立军事基地，间接引发了这场战争。俄罗斯政府明确地表示，“不行，你们不能在我们的边境上设军事基地，我们绝不接受，这对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
而美国的立场呢？“俄罗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们管不着。只要乌克兰同意，我们就要把导弹摆到你的家门口”。然后普京总统表示，“不行，这对我们来说太危险”。美国还是说，这跟你们没关系。这就是乌克兰冲突爆发的本质——美国认为，其军事触角可以伸到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当俄罗斯表示，不可以在我的家门口之后，最终走到了战争这一步。
而在开战前，2009年、2010年的乌克兰政府一度很明智，提出：“我们想保持中立。”——各位，读一读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对话吧，美国人不接受乌克兰的中立诉求，美国怎样对付那位想保持中立的总统？在2014年2月把他推翻了。美国和乌克兰部分势力联手发动了一场政变。美国在其中的角色相当明显，尽管它矢口否认。
我们不妨称之为一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碰巧有参与者告诉过我，美国在其中扮演了多大的角色。而且在关键时刻，美国外交官维多利亚·纽兰的一通电话被俄罗斯人截获并公布在网上。她在电话里明确断言，下一届乌克兰政府的人事安排应该如何如何，而后来上台的正是那批人。所以，是美国决定了乌克兰的下一届政府。现在这位纽兰女士在哪？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成了我的同事。所以，这就是你通往成功的道路：发动一场政变，然后就能去哥大当教授了。这就是乌克兰冲突的真相。
特朗普总统上台时说过，他想要结束这场战争，因为毫无意义，且俄军在战场上占了上风。但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既没有能力，也缺乏逻辑去真正地结束战争。他没法公开说出那显而易见的真相，他不能对美国人民说，“北约不能再扩张了”。如果他敢这样说，立刻会被骂成“懦夫”、“叛徒”、“向普京低头”、“认输”、“收了俄国的钱”。
所以，那套帝国思维逻辑依然大行其道，就算某位总统个人想要带来改变，也无能为力。当然，没人能弄清楚特朗普脑子里在想什么，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明白。我们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但我知道的是：特朗普看起来想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既缺乏政治实力，也缺乏个人领导力去实现，因为他身边全是军工复合体的代言人，主张“美国可以为所欲为”。
接下来是中东冲突，这是第二场冲突，也是一场帝国冲突，像很多冲突一样，它始于英国人之手。顺便说一句，乌克兰冲突也始于英国人——1853年，英国就基于美国在2014年挑起乌克兰内战的同样理由，对沙俄开战了。英国人当时说，我们必须削弱俄罗斯。所以这场乌克兰冲突就像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双方角色几乎没变，只不过第一次美国人没掺和，但英国人两场都掺和了。
说到中东，这同样是英国人埋下的危机，源于一战。各位知道，当时统治中东的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主要是英法，美国也参与了）击败。英国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性帝国强权，尤其在中东：它控制了埃及，控制亚丁（今天的也门），因为这是它通往帝国明珠——英属印度的海上要道。所以英国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整条航线。
一战结束时，奥斯曼帝国战败，英国图谋控制整个地区。它对各方许下了一大堆相互矛盾的承诺：对阿拉伯人说“你们将统治这块地”，对法国人说“你们将控制这块地”，对犹太人说“你们将拥有这块地”。当然，英国最终是想自己控制这个地区。这就是典型的大英帝国式欺骗，或者说两面三刀。
而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后来那份著名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在那份宣言中表示，支持在奥斯曼帝国的一块省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这片地区在一战后被称作“巴勒斯坦”，这是古罗马时代对这片土地的称呼。英国在国联的授权下接管了这块土地，并宣称要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说是离奇的故事。因为两千多年前，犹太教的圣殿确实曾坐落于此，但在公元135年，这里的犹太人已被罗马帝国驱逐。如今，英国试图在这片土地上重建一个古老国家的问题在于，当地95%的人口是阿拉伯人，他们并不想在自己的家园里出现一个犹太国家。但英国动用了它的帝国权力，大规模推动犹太人（主要来自东欧）迁入这块英属托管地。
于是，一场漫长的冲突拉开了序幕，至今已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当地人对这些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做出反抗。等以色列建国之后，移民也开始来自中东和南亚其他地方。
以色列这个1948年在联合国批准下成立的国家，从一开始的安全观念就是：我们不能允许一个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存在于身边。联合国曾提出过土地共享的方案，但都被双方拒绝了——阿拉伯人说，我们人口占多数，应当主导这个地区；犹太人则认为，我们是少数，所以必须掌控局势，否则就不安全。
从1948年到今天，这场冲突从未真正停息过。重要的是要记住，以色列的存在本质上是英帝国主义创造的产物，如今则依靠美帝国来维系。一个仅拥有800万人口的小国，周边是拥有4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如果没有美国充当它的帝国靠山，以色列根本无法在地区维持自身的力量。以色列的安全完全依靠美国的支持。美国把支持以色列当做一项帝国战略——如果美国能通过以色列控制中东地区，就能在军事上获得战略优势。在这期间，美国支持以色列长达数十年。
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冲突，因为它极不公正。为了压制巴勒斯坦人的诉求，以色列不断诉诸越来越严重的暴力。而越是使用暴力，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就越强烈。如今的局势，已到了现代历史中少见的惨烈程度。以色列正在加沙地带实施一场种族灭绝，每天都有数十甚至上百名无辜平民被枪杀。就在今天，又发生了一起屠杀——人们只是去排队领食物，却遭以军开枪扫射。
等待分发食物的巴勒斯坦平民 路透社
你们也知道，伊朗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一直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它援助了哈马斯、真主党，并支持也门的胡塞武装。所以，以色列一贯的思路并不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两国方案”，在自己的家门口给予巴勒斯坦一块国土，而是主张推翻伊朗政权，不让对方“碍事”。
事实上，以色列曾经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点名希望美国帮它推翻七个政府，这些国家都反对以色列控制本地区。这份清单在2001年被曝光，时任美军上将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曾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访谈中披露了这件事。那七个国家分别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索马里、苏丹和利比亚——全都是当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以色列对美国说：把这七个国家的政府都推翻。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七场战争的代价极其惨重。黎巴嫩经历了多年战火；叙利亚打了15年的仗，今天还在打，因为美国试图推翻巴沙尔政权（后来也确实垮台了）；2003年3月，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全面入侵；2011年，美国轰炸利比亚，制造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内战；在苏丹，美国扶持了叛军势力，将国家一分为二，结果苏丹与南苏丹都陷入了内战；美国也长期干预索马里的局势，使其持续动荡。
所以对美国来说，名单上唯一还没被“动手”的国家只剩伊朗——直到上个月。多年来，以色列一直恳求美国政府，“炸了伊朗”。然后，特朗普总统——一个不够睿智、缺乏主见、难以抵抗以色列施压的人——最后说，好吧，那就炸吧。结果这场“战争”持续了12天。以色列通过摩萨德（情报机构，但基本上是个刺杀组织）在伊朗暗杀了几十名目标，企图促成政权更替，但失败了。伊朗政府仍然稳固，局势反而更加危险。
要知道，伊朗不是个小国家，它有接近一亿人口，军事实力不容小觑，有庞大的导弹武器库存，与俄罗斯是盟友，也和像巴基斯坦这样的核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即使伊朗自己没有核武器，也许巴基斯坦会给，也许巴基斯坦会在一场以伊全面战争中出手相助。无论如何，这是另一个至今仍受到帝国思维主导的地区。美国仍不肯放弃它的“帝国特权”。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美中之间的对抗，以及它有多么危险。
在我看来，从上世纪70年代到大约2010年，中美关系是良好的。那时，美国觉得中国很穷，有许多农村可以种水稻、可以帮美国人组装零件、制造手机之类的。总之，中国不构成威胁，还能牵制苏联——美国那时就是这种态度。意识形态在双方的关系中根本不是重点，也没有引发多大的关切。此外，中美建交正是在中国“文革”后期——显然这并不符合美国价值观，但也不妨碍尼克松和毛泽东握手。后来中国对外开放，美国看到了投资和贸易的机会。这是件好事，而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多大的阻碍。
但到了2010年前后，美国的一些观察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变得“太大、太成功”了。真正让美国警觉的是中国宣布了两个重大计划：一是“一带一路”倡议，一个史无前例的金融和基础设施战略，迅速吸引了上百个国家参与，美国根本没有可与之相比的项目；二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政策太聪明了，中国挑出了十个关键技术领域，通过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发展。
“中国制造2025”是我所知最成功的工业政策之一。它真的推动了电动车革命、数字化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成果显著。但也正因如此，美国感到了极大的恐惧。于是，从2015年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几乎是一夜转变，从“经济合作伙伴”变成“必须遏制的对手”。他们觉得有必要设法拖慢中国的发展速度。
我认为，这种想法非常愚蠢。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会通过打压别人而变得更强，这样做对自己毫无好处，不会带来安全，就算成功了也没有多少好处，而且很有可能不会成功。
最重要的是，这一切不是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的，而是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了，比如那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我认为那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愚蠢的贸易政策设想之一。它居然想搞一个排除中国的亚太贸易圈。你怎么能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搞亚洲贸易呢？中国可是亚洲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幻想可能也只有在美国才能产生。
无论如何，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这个思路，特朗普延续甚至变本加厉。而台湾问题也被牵涉进来，成为最危险的潜在冲突引爆点，甚至可能已经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之一。美国政客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根本不懂得如何避开这个中国的内政问题。与其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反而大肆向台湾输送武器，美国政客公开宣称要军事上“保卫台湾”。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中国表示，要在军事保卫密苏里州、保卫得克萨斯州、保卫加州，美国人当然不会开心。但由于美国深陷这种帝国心态，根本无法设身处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或者说，美国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自认为可以决定一切事情。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现在的局势确实非常危险。而和平其实取决于台湾当局领导人的理性——但这是脆弱的。如果哪一位台湾当局领导人突然宣布“独立”，局势可能瞬间失控。而美国到时也未必会真正承担责任。
我的感受是，台湾地区可能最终会获得乌克兰那样的下场，在两个相互争斗的巨人中间被毁灭。如果他们足够聪明，应该立刻对美国说：“请不要再给我们送武器了，我们不希望卷入战争，我们自己能处理两岸关系。请你们别‘保卫’我们，因为我们不想像乌克兰一样，被两个巨人撕裂。”
所以，我想就讲到这里。今天这个世界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刻，不仅源于我所描述的美国帝国心态，也源于现实的深刻变化。
不过，我还是想以乐观的态度作结：如果我们能避免战争，那么技术革命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享繁荣的巨大机会。那些今天看起来没有希望的地区，比如非洲，完全有可能在未来40年里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他们愿意走中国的路线，学中国的方法，他们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大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个乐观主义者，虽然我很担心，但我也保持乐观。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