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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界报周五刊出文章，介绍传统的支付方式--现金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已经消失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微信或支付宝这两个应用程序是不能没有的。中国央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关的文章写道，在中国，从超市到咖啡馆再到公共交通，所有的日常支付都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进行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微信或支付宝这两个应用程序是不能没有的。至于那些仍然使用现金支付的人，法国世界报表示，你要起得早，在菜市场里留心观察，才能见到仍然使用现金的人。在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从超市到咖啡店，甚至出租车和公共交通，硬币和纸币正在消失，所有日常支付都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App进行。在位于北京市中心二环以北的新民蔬菜市场里，还在使用硬币和纸币的人，都是年纪最大的顾客。来自湖北的蔬菜水果商马典（音）说，“我仍然收现金，这是为了帮助那些高龄老人。80岁以下的老人几乎都改了，80岁以上的老人就比较难适应了。”微信和支付宝的权力极大戴着眼镜和灰色遮阳帽子的81岁的魏云良（音）坦言，他难以掌握数字支付。他说，“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我儿子，甚至8岁的孙子帮我安装了微信和支付宝，但这太复杂了。”当他需要叫出租车时，他仍然是给家人打电话给他叫车，现在在街上几乎打不到车，都要通过滴滴出行应用程序来预订。如果外国游客事先没有安装这些应用程序，或者没有能够把钱转到这些应用程序上的话，想从机场去市中心，太难了！不过，在隔壁的摊位上，一位只透露自己姓王的75岁男子认为，不用再数口袋里的硬币了，方便多了。疫情期间，在商家开始只接受数字支付时，他也改用了数字支付。他说他当时“别无选择。”，不过他说他的钱包里总是放着一张100元人民币，以防丢手机或忘带手机的时候能够回得了家。法国世界报写道，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广泛普及，赋予了这两大巨头极大的权力。虽然人们仍然需要拥有银行账户才能领取工资并将银行卡与微信或支付宝关联起来，但实际上，许多中国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银行工具，除非申请抵押贷款。在中国，银行已经失去了对日常交易的控制。数字人民币微信和支付宝的极大权力，对北京当局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货币权力的损失，因此，自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就一直在研究数字货币，并创建了数字人民币，有时也称为电子人民币。2019年，多个城市宣布了试点项目，随后于2022年推出了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当时，当局声称，民众注册的数字人民币账户已经达到了2.6亿个，但当局并没有定期公布实际的使用数据。实际上，由于微信和支付宝使用起来很便捷，中国央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除了难以被民众接受之外，中国的数字货币似乎还受困于众所周知的地方政治体制中所存在的弊端。2024年4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宣布逮捕证券监管委员会的官员姚前。姚前被指控收受了新兴科技公司的贿赂。要知道，在2019年之前，姚前是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所长，负责央行推出数字人民币的所有研究工作。此外，他还被指控利用……数字货币来掩盖贿赂。

中国为反制美国关税，自4月2日起暂停了多种关键矿物和磁铁的出口；5月于日内瓦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中，中国承诺取消禁运措施，但出口稀土和磁铁的速度却未达到双方商定的标准，两国争端再起。美国财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27日受访表示有信心磁铁出口将按照双方商定进行，白宫官员也说已达成协议；但中国商务部新闻稿却仅称之为「框架细节」。 路透报导，贝森特在福斯新闻(Fox News)节目上表示，「我们阻止供应了一些重要的物资给他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川普总统领导下局势的缓和」。 var admarutag = admarutag || {}...

随着最近越来越多的细节爆出，这场袭击也越来越像一场后现代主义的魔幻现实表演，主打一个拉胯，主打一个心理效果，主打一个情绪价值，主打一个不专业，主打一个不确定性。首先，经过美方不懈的“努力”，尤其是通过国防部开新闻发布会提供技术细节的这样一种形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点：除非美方的巨型钻地弹GBU-57，能够以串列的形式打出海湾战争时期巡航导弹的效果，并且确保没有炸偏，理论上是有可能具备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当然，大家都知道凡事就怕有个“but”，而且是一个巨大的“BUT”。首先，根据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的绝密评估报告，就算这次炸到了伊朗的核设施，也只是把伊朗的核武器研究推迟了数月的时间，而且注意，不是大部分确定摧毁，不是全部摧毁，不是推迟数年时间，而只是几个月。当然，这是一份绝密情报，意味着首先这个情报的来源是绝密的，不能让人知道——就是你一看到这种东西就知道情报源是谁，那就泄密了。其次，内容非常敏感，不能公开披露。但你看特朗普前脚说大部分摧毁，《纽约时报》后脚就披露了这份绝密情报，显示没炸干净，或者说基本没打着，这就变得很有意思了。现在国防部最新又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视频展示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巨型钻地弹是如何工作的。大家看那个画面，且不说那个土质是不是花岗岩，就从穿深来说，最多也就是10米左右的样子。后来又说是黏稠土质——简单来说就是土，而非混凝土，也不是完整结构的花岗岩。在这种土质中，理论上穿透80米左右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美国防部公布视频展示巨型钻地弹如何“摧毁”伊朗核设施，撞击后扬起巨大尘土，称不会留下冲击坑。视频截图后来，我们查阅了2005年的一些报告，基本上可以确定，如果要穿透到花岗岩致密层下的80-90米，甚至突破百米深度，使用低于1000吨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几乎是不可行的。然而，若使用超过1000吨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并辅以破甲结构，或许能够达到一定深度并实现穿透。但需要注意的是，其高当量引发的放射性沾染，以及爆炸后尘土飞扬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可能会使地堡的摧毁效果得不偿失。结合这些报告综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从实体能力上来说，美国的GBU-57打不出这样的效果来。于是这场被特朗普命名为“12天战争”的东西，且不说前期有内塔尼亚胡政治独角戏表演的戏份，就特朗普加入的这一部分而言，就非常像一幕有趣的歌剧，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气息。看到这幕的时候，我不禁想到这样一个场景：罗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皇帝，在他以他命名的一部纪录片里面讲述了这样一幅场景——在历经了种种波折之后，叛军终于起事了，而那些元老院的大臣们看着这位不靠谱的皇帝，心中焦急万分。突然间，这位皇帝宣布：“我要亲自率领大军去平叛。”尽管御驾亲征在中国历史上的声誉并不佳，尤其是在土木堡事件之后。然而，在罗马帝国时代，一位尚武的皇帝带领当时仍具备实力优势的帝国军队去平叛，的确是令元老院极为振奋的一件事。大家的感觉仿佛是，这位老兄终于开始做些正事了。接下来，这位皇帝站起身说道：“我准备这样去打。”下面的人群立刻露出了充满期待的神情，纷纷议论道：“看看这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他定会在某个不凡的早晨，走到两军阵前，然后……”众人满怀期待，似乎在等待他放出大招。然而，皇帝却说道：“我开始哭泣，我开始歌唱，然后我要用我这颗心去打动他们。”听到这里，下面人的眼神顿时变得愕然、失望。现在这个场景就非常像特朗普说，“我憋了个大招，要把伊朗的核设施摧毁掉”。第一波反转便是断言“不，并非如此，你并没有策划什么大招”。他怒气冲天，暴怒不已。然而，你不能责怪，因为特朗普的对手确实动用了某些手段，使得这份绝密报告得以曝光。对于特朗普而言，若他真的能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对地下核设施造成实质性破坏，并使其大幅倒退，进而取得一场迅速介入、迅速撤离、迅速结束的完美胜利，那无疑将是一次封神之作，足以扭转乾坤。如果是那样，就真的成神了。你别看他平时不着调，但在重大危机事件中，他展现出了对重大地缘政治危机的非凡驾驭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反直觉的，甚至是反常识的，简直堪称神迹。这样的成就足以刻在丰碑之上，比如总统山上。然而，现在却有人说：“哈哈哈，他撒谎，他吹牛，而且吹了个大牛，这是要出事的。”所以你看，他最近的情绪都不太好，这也难怪。这种后现代的魔幻现实主义效果仍在持续上演，你会发现，情绪价值和政治算计正逐渐成为驱动美国当前地缘政治行动的主要策略。加上最近又出了个“爸爸风波”（指特朗普要求盟国“叫爸爸”的争议），而且刚好一个姓“懂”，一个姓“吕”。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历史充满了那种微妙的恶搞气息。再回到伊朗事件上。特朗普为了挽回自己的声望，甚至声称伊朗的导弹反击是经过他批准的：“他们甚至询问我，是选择一点攻击还是三点攻击更为方便？”这情形颇似有人问：“我要送包裹上门，是一点送还是三点送？请告诉我一个你家中无人的时间，我保证能把包裹送达，而你无需亲自接收。”这再次印证了公众基于常识和直觉对特朗普形成的判断：他本质上是个缺乏理智的人，根本不懂其中的复杂性。本质上，他这次凭一时冲动，自作聪明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而这个决策从一开始就存在某种结构性的缺陷。比如说，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政客，以及他手下那个没有经验的国防部长，他们完全识别不出美军的GBU-57其实不堪重任，用了之后会露大馅，而且是致命的大馅。现在局面果然不可收拾了，前面你有多开心，现在你就有多尴尬，就有多失落。国内政治的精算驱动了特朗普在这场冲突中采取了一种行动方式：表面上看似稳健，但实质上却带有典型的战术冒险特征。最终，这种策略走向了一种结构性的失控。何为结构性的失控？当前，伊朗已经明确表示，它已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并即将启动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PT）的法律进程。这意味着伊朗国内的铀浓缩活动将朝着真正获得90%以上武器级浓缩铀，并将这些浓缩铀转化为核武器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一进程的速度极有可能——我强调，是“可能”——大幅加快。这个时候，美国你拿什么去阻止它？再发动一次军事行动？如果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首次出手——即首次使用武力，还带有那么一些正剧的意味，如果再重复这个动作，就不仅仅是普通的荒谬，而是堪称一出超级滑稽剧。然而，如果选择按兵不动，在外交上又将以何种手段诱使伊朗做出让步？毕竟，美国并非完全无牌可打。例如，可以通过放松对伊朗的制裁来换取其让步。伊朗福尔核设施遭受袭击后的受损情况卫星图但如果是这样，在国内政治中，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所涉及的影响远非2.0级别，可能是二次方甚至n次方。此外，另一个专注于演出效果、心理效果和情绪价值的小弟——以色列，美国能否有效控制？以色列的情况虽然与特朗普的情形有所差异，但相似度极高，堪称一个加强版。内塔尼亚胡目前处于一种类似鲨鱼的状态，即在国家安全重大问题上，他必须持续地对外寻衅滋事，无法停歇，也不能让危机出现实质性的缓和。假如一夜之间，以色列面临的所有外部危机都进入谈判状态，并以和平方式解决，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将宣告终结。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他目前被迫在伊朗方向上暂缓行动，但相关信息显示，以色列仍在疯狂采购武器。因此，这场“12天战争”究竟是否如特朗普表面上宣称的那样，经过一次高强度介入后，迅速撤离，一劳永逸，还是将以某种形式重蹈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覆辙？通过一次停战，以色列是否会再次寻求翻版行动，对伊朗进行更彻底的打击，以帮助内塔尼亚胡更长久地渡过难关？我们尚不得而知。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以色列这个角色，美国虽能施加控制，却无法完全掌控，整个局势因此变得更加微妙。当然，在赢学政治当道的当下，有人可能会问：假如最终你突然构建出一个所谓的“三赢系统”，即三大赢家，各方都宣称胜利，那么谁又是输家呢？毕竟，不可能所有人都赢，最终总会有人输。国际体制和国际机制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似乎只能“看热闹”，显得颇为“开心”，但如果人类社会不采取有效措施，那么最终的输家将是所有人。原因很简单：真正受到实质性损害的是核不扩散体系。尽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指出，当前的不扩散体系无需特别强调“核”字，因为这个体系涵盖了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大规模其他先进武器，甚至还包括常规武器和轻武器，构成一个复杂的不扩散体系。然而，在这一体系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始终是核武器，也因其特殊性而备受关注。就拿以色列来说，大家能想象一下吗？如果沿波斯湾分布的所有国家，每个都拥有核武器；沿着红海分布的国家，每个也都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接壤的所有国家，包括如今的叙利亚，突然从沙漠中获得了全新的核武器，这对以色列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对世界来说真的是件好事吗？然而，用什么理由去说服他们不要拥有核武器呢？截至目前，世界上真正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核不扩散机制的有效运行，成功树立的不扩散正面例子，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非常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当前所需的不仅是看乐子，观赏一些娱乐内容，更要持续关注这场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大型政治表演秀将如何进一步演变，并从中深刻领悟其内涵。这种具备大型精神病理学特征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场演示式的政策制定及其决策者，要求我们至少在他们任期内，对现有的理论研究工具和政策分析框架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校准。这便是我们亟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如何有效的推动和改进核不扩散机制？这次中国、巴西以及金砖国家，做了一件非常出色的事情，联合发布了一份声明。这在当前这个昏暗、充满各种风险和威胁的世界中，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它表明仍有一批国家在认真做事，仍有一些国家真心实意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视为重要事项，并致力于维护和推动不扩散体系、无核武器原则等基本游戏规则，确保这个世界能够以一种正常的方式持续运行。这不是什么温和，也不是什么软弱，更不是什么幻想，这是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客观尊重，是一种充满胆识与勇气的、站在全人类及其历史高度所做出的战略性决断和战略性表态。在处理此类地缘政治问题时，表态的话语和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蕴含着力量，值得我们共同呵护、鼓励和有效维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一面就是权力转移，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布的重新洗牌。旧秩序将持续松动，因为推动、维护和建立旧秩序的力量正不断相对衰退；而新力量、新秩序尚处于持续成长和完善之中。在此过程中，波动在所难免。然而，我们需尽力将这种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通过共同努力，推动人类以最小代价度过这一波动与辩证的时期。

“香港四大才子”中的最后一位蔡澜也离世了，网上不少人都在写悼念和追忆的文章，与其说是追忆蔡澜，不如说是在追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或者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我们的文化青春期。余生也晚，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港台文化热，我只模模糊糊的记了个尾巴。对于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香港四大才子”编的剧、写的歌，没有父辈、兄辈那么深的感情和同年回忆，实实在在的讲，这大约就是我与六神磊磊兄最大的差距所在，别看他只比我年长不到十岁。但这十年，在我们各自的童年时代，错过的是全体中国人有共同回忆的文化青春期，在我们成年后，错过的又是公众号高速发展的黄金期。里外里就差出了不老少，所以他能够带着自己回忆和感动、入情入理的写金庸并受欢迎，我则不能，一代人果真有一代人的命运。但我是学历史出身的，用历史学工具纯理性的去分析上世纪末香港的文化繁荣期和对大陆文化市场的席卷，我觉得香港的文化繁荣和我们各自的命运一样，也首先是一个“赶上好时代”的问题。上世纪下半叶，无论大陆还是我国台湾，都经历过相当长时期的“特殊年代”，这些特殊年代对文化人是痛苦的，海峡两岸都有着无数多的创作和言说禁忌不能触碰，文化市场不能繁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也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两岸的文化同时陷入了凋敝。而恰在同一时期，香港因为它当时的特殊身份，中文文化创作上可以说是百无禁忌，于是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润”到那里去搞文化创作，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所谓的“香港四大才子”，其实真细究起来没有一个是香港本地人，都是父辈或者自己在很浅近的时代因为不同缘由来到这座城市的。中国的香港在那个时代，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欧洲的佛罗伦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们不是因为这座城市有多么“人杰地灵”才幸运的出生于此城，而是因为当地在欧洲独一的自由创作空气才跑到这个城市里讨生活——毕竟在欧洲当时的其他地方，敢把圣像画创新性的画成他们那个样子，不仅缺乏买家、生活难以为继，甚至是有被愚夫愚妇们推上火刑柱的风险的。于是中国香港的文化在那个时代爆发，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些文化人，在写报纸评论、杂文之余，给电影公司写写剧本、歌词讨生活，并意外的凭此走红、致富。再然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开放。其实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至少在文化上，所谓的开放依然是存在不少禁忌和壁垒的，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的很多文化思想和文化元素与当时的大陆国人隔阂太久且不互通，说多了还怕被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对，这种词当时就有）。与之相比，香港是当时离大陆不仅地理上，也在文化上最近的一个区域。像金庸、倪匡这些“才子”甚至本来就是大陆人，乡音都还没怎么改，他们笔下写的小说，填的词曲，无论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再或是蔡澜点评的那些川菜鲁菜，跟我们是那样的近，所以想作文化引进，一步就跨过去了。更兼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也爱看香港电影，引进几部港片在政治上也绝对安全。于是才有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热。“四大才子”走出了香港，在整个华语文化圈扬名。但是，不可否认，香港的文化繁荣在盛名之下其实也始终是一种有问题的繁荣。直言不讳的说，香港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肤浅和通俗，就像刚刚去世的蔡澜先生一样，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作、什么都懂、什么都写。但你说他的笔锋有多么深刻、思想有多么卓绝么？恐怕未必，作者自己游戏文字，读者们读个乐、看个乐，也就仅此而已罢了。其实不仅是蔡澜，包括金庸在内的四大才子以及香港黄金时代的电影群星，所以能积累财富和盛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赶上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热潮，尤其是跟邵氏电影公司搭上了关系，入其堂奥，担任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创作者的身份。但是，你如果了解一下邵氏电影公司这个曾经在香港电影业内一家独大的存在，以及邵逸夫本人的电影知趣，你会发现——说好听些——邵老板是一个非常“以市场为导向”的人，他对拍个流芳百世的传世之作这件事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什么电影香港本地观众爱看，能立刻收回成本，甚至一本万利，邵氏电影就拍什么。所以情色片、猛鬼片、乃至后来的武侠电影才会成为邵氏电影的主流。并给了四大才子们以走红、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香港武侠电影，最早灵感借鉴了日本影坛同时代流行的“剑戟片”，但因为受到当时“大逃港”所带来的移民潮的影响，这类血腥暴力题材在香港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融入了浓重的民族主义叙事情绪，早期的香港武侠电影很多情节都非常粗制滥造，总之就是最后一定要让某个清末民初的大侠，找个由头把洋人大力士或者日本武士打的跪在地上叫“中国爷爷饶命”就可以了。来到香港的观众们一路迁播流离、家财散尽、来到异地白手起家、生活不易之中还要接受英国殖民者的管制和印度红头阿三的嘴脸，他们无心也无力反思这一生的辛苦到底是怎么来的，看个电影，血腥暴力一点，获得一点感官的刺激、情绪的发泄，外加民族主义情绪的提振，已经很满足。在这一种粗制滥造的小说、电影脚本的烘托、映衬下，你才能理解金庸写出《射雕英雄传》那种故事是多么卓绝——金庸在这个最初赖以成名的故事里，写的也是大侠、也是民族主义、刀枪剑戟、快意恩仇，但相比于一众同侪，毕竟深沉含蓄、并有思想了许多。还喊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口号，给思想上了高度。已经非常难得了。可如果不体谅作者的生存实景，单以世界文学殿堂对文学作品的严格标准进行考察。其实金庸武侠却很难说得上有多高明，抛开武侠毕竟是通俗小说这个老黄历不谈，单从故事架构的道德逻辑上，还是考察《射雕英雄传》，你会发现，郭靖最终选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叛离养育、器重他的蒙古大汗，为大宋镇守襄阳城的选择是十分悲壮。但却让这个人物的道德逻辑无法自恰。郭靖是什么人？他父亲是被金宋两家合伙杀死的，下令的虽然是大金赵王完颜洪烈，可下手的却是宋朝本地的官员段天德和他手下恶吏们。郭靖母子二人是在南宋被迫害的实在活不下去，才被迫逃难去蒙古草原去讨生活的。论杀父逼母的仇人，金朝作为敌国固然是，宋朝怕也不遑多让。那郭靖最终为大宋守襄阳，要是他不那么“傻”的话，会不会想这么一个问题，他苦心孤诣、鞠躬尽瘁扶保的这个大宋，其实还在不断地迫害和制造他和他母亲这样的孤儿寡母？南宋末年可是贾似道那样的奸相横行的时代，绝对权力巧取豪夺之下也是民不聊生。那他离开蒙古保大宋这个“侠之大者”，固然是“为国”，但真的能说的上是“为民”么？当然若要这样问，金庸先生的赞同者们肯定会说，对面那可是蒙古——比大宋的贪官污吏更野蛮、更残忍，襄阳要是万一城破，算无遗类、老幼屠尽的。当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把郭靖的道德逻辑勉强说圆了。民族主义叙事完成自洽的最管用方式，就是在外部创造一个十恶不赦、杀人不眨眼的凶恶敌人。你在襄阳城里是受大宋官府的欺压、迫害，但万一蒙古人打进来，全城屠干净的——这样无论郭靖、还是百姓，就都不用纠结选择的问题了。但，也许，未必驻扎在城外的人永远都是蛮不讲理、杀人如麻的蒙古铁骑……当然，这个问题，对金庸先生们所能做的讨论，就明显超纲了。总之，香港这座城市的体量和金庸、蔡澜这些写一篇稿子挣一篇钱、要在这座“洛阳米贵”的城市艰难立足的码字者的生存状态决定了，香港的文化繁荣，注定只能是一种浅层、通俗、缺乏深度反思的文化繁荣。鱼缸里养不了鲸鱼，鸟笼里管不住雄鹰。香港诞育了不少“才子”，但其实没有真正的“大师”。同时代的西方乃至全世界仍在文化思想上突飞猛进，哈耶克、托马斯·索维尔、汉娜·阿伦特、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人文思想的天空依然群星璀璨，但香港其实始终没有诞生类似重量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学者，有“才子”而无“大师”，始终是香港文化的悲哀。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远东自由港，这座城市的首要气质是务实。大多数人来到这座城市的目的大约只有两个——赚钱，或者逃难。想要安心做学问，或者找个宁静之处安静思考人类或者自己民族命运的人，不会选择这座城市长久的落脚。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些所谓的“四大才子”，他们最终选择长居在这里，也是因为他们早已不是纯粹的文化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商风钱雨中早已把自己熏陶成了半个商人，多写几篇小说、杂文，讨好一下娱乐化的大众，挣到钱，把自己生活过的舒适一些，足够了。这是他们的此生之愿。其实你看金庸先生后期的那些小说，也会发现这种倾向。大部分主角在“大闹一番”之后都没有选择如郭靖一般继续把自己“置身世内”而选择了逃遁和隐逸。“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这天下今后到底是姓赵、姓耶律、姓孛儿只斤还是姓朱、姓爱新觉罗都与我无关了，我就找个地方安安逸逸的过自己的小日子，佳偶相伴，品品美食美酒、聊聊诗词风月，把江湖是非、立场纷争、万民福祉，我都躲的远远的。世事不可为，我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了。隐逸文化，一次又一次成为中国文人思维退行的归宿。刚刚去世的蔡澜，算是一个比金庸更在现实实践了这个生活方式的人，他杂文写的通透，但点到为止，他美食品的精彩，但却只写美食。但你看他的文字总有一种“盆景”感，美固然美，但难成大器，正如才子有才，但年老了也依然只是才子，不是大师。当然，这是一种无奈，是体量和时代共同决定的，比如我喜欢写些历史和文化，但多亏了微信这个平台和中文互联网的体量巨大，这样的文字才有人看，有朋友愿意支持、愿意打赏，我才能活下去。如果我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香港，初来乍到、在潮热的酷暑中挤在出租屋里完成邵氏电影催迫如催命的剧本进度，我大约也只能先去写那样的文字，写来写去，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就未可知了。我还记得有个对话，是许知远采访蔡澜的，许知远说他不信邪，说，他觉得还是能（对社会）有那么一点改变的。蔡澜笑道，什么都改变不了，以后你就信我了。“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没有必要。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可以去。我认为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是了，金庸笔下的活死人墓，蔡澜的吃吃喝喝，本质上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蔡澜、金庸、倪匡们，他们有他们的成就，也有他们的问题、局限与无奈。没办法，一代人，只能作一代人的事。我们所应尽力的，只是不要让一代又一代文化人，永远只能聊聊吃吃喝喝。我常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对得起我们今日所遭受的苦难。是的，最幸运的民族，未遭遇深刻的苦难也能创造璀璨的文化与深刻的反思。其次的民族，未遭苦难也未作反思，就那么默默而幸福的不被历史记载的活着。再次的民族，遭遇了深刻的苦难，也做了沉痛的反思，留下了深沉感人的思想与文字，苦难与牺牲变得有了标度与意义，比如俄罗斯，它的历史虽然曲折、痛苦，但因为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们，这些苦难换回了价值，记忆的价值。最不幸的民族，不断地遭遇苦难，却没有反思、没有记忆，更谈不上什么深沉凝重的文字传世。文化人是无力的，我们做不了太多，也是可怜的，理想之前，我们首先要谋生。但为自己的民族留下足够配得上苦难与牺牲的文化与思想传世，却总该是我们当作、当行的义务。在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面前，我们真的并不好意思说：仰望林泉、悠游岁月、做个游戏文字、聊博喝彩的“四大才子”就应当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什么时候才不再只有“四大才子”，而有陀翁、托翁那样的大师？这大约就是我对蔡澜、对“香港四大才子”以及那个“港文化黄金时代”的一点不合时宜的观感吧——“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然，这其中，真论羞愧，该羞愧的，或许也不是竖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