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中国商务部公布，将八家配合「台独」势力的台湾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和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即日起，中国企业禁止向有关实体出口军民两用的产品和技术，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亦要立即停止。根据公布，涉及的实体分别是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丶经纬航太科技公司丶中山科学研究院丶仲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丶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丶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丶龙德造船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攻卫股份有限公司。商务部说，实施相关措施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及台海和平稳定，形容前述公司是蓄意配合「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明确禁止向其出口，在特殊情况下，出口商可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国台办对此表示强烈支持，发言人陈斌华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妄图「倚外谋独」丶「以武谋独」，部分台湾地区更参与其中。他指出，商务部的行动是对台独分裂势力挑衅的严正警告，参与者及企业必遭依法严惩。中国商务部週三（7月9日）发布公告，把8间台湾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汉翔航空工业、经纬航太科技、仲硕科技、台湾国际造船（台船）、中信造船、龙德造船、攻卫公司，以及中山科学研究院。公告指，中国政府是以“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为由，声称上述实体“蓄意配合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因此依照中国的《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禁止对其出口军民两用产品，任何出口经营者都不得违反规定。中国国台办以发言人陈斌华名义发声明表态“强烈支持”此一做法，批评赖清德政府“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上述8间企业与机构“助纣为虐”，中国商务部之举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严正警告”。台湾企业：影响不大中国政府这一波行动主要针对台湾的国防承包商，特别是无人机和造船产业。汉翔公司是台湾知名的航太公司，业务包含民用飞机和战机，并扩大到无人机领域。据其官网说明，该公司有多年的“国机国造”经验，近年配合政府政策，“促进台湾无人机产业整合与升级……，提升台湾无人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对于中国9日的公告，汉翔公司回应，民用飞机业务包含中国厂商，因此会受到有限的影响；但军用业务并“不会向中国红色供应链进口”。另一间入列中国出口管制名单的企业是台船，它是台湾最大规模的造船公司。该公司亦表示，其军用业务“屏除红链”，商船供应链则以日韩为主，中国占比非常小，但具体仍须视中国管制细项为何，才能明确评估影响。部分台湾学者认为，由于台湾军工产业大部分本就不会向中国采购，“跟中国连结非常薄弱”，因此中国的做法对台影响不大。中央社引述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观点指，这8家实体跟中国大陆的业务往来并不频繁；台湾智库谘询委员吴瑟致亦表示，中国此举“表面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可能是为了回应近期赖清德的“团结十讲”及涉及国安的相关发言。汉光演习登场中国此举恰逢台湾举行年度的“汉光演习”。今年的汉光实兵演习9日登场，有别于过去实兵演练通常是五天四夜，这次长达十天九夜，创下有史以来最长纪录。中央社报道称，演习延长是因为“敌情威胁严峻”。根据台湾政府公布的资讯，今年汉光演习第一阶段主轴是应对敌军对台“灰色地带袭扰”，包含民兵船、海警等，接下来各阶段还会模拟敌军对台军演以及各式作战方式。以防空与民防为主的万安、民安演习也自15日起登场，这次整并为“城镇韧性演习”，并特别与民间连锁超市全联合作，实际演练民众在卖场遇到防空警报时的避难情境。台湾展开演习之际，解放军继续在台湾周围行动。台湾国防部9日上午的例行公告指，过去24小时内总计侦获中国军机31架次，其中24架逾越台湾海峡中线。

图源：Pixabay撰文 | 张天祁 Scientific Reports的副主编、英国萨里大学数据科学家马特·斯皮克（Matt Spick）注意到，一批垃圾论文正以每天一篇甚至两篇的速度，在迅速涌入他工作的期刊。它们选题各异，套路却惊人地一致。有的研究血清维生素D与抑郁症的关系，有的分析碘摄入与糖尿病，有的考察炎症指数与睡眠质量，总之就是考察一个变量对一种疾病的影响。只需一份标准化的数据集、一段回归模型脚本，再得出一个统计显著的结果，这类论文就能迅速成文。换个变量，又是新的一篇。这种没有信息含量的垃圾论文数量在迅速膨胀。2024年，仅1月至10月，全球就发表了190篇这类基于美国 NHANES 健康数据库的“单因子关联研究”，几乎是2014至2021年间年均发表数量的五十倍。01国产垃圾论文攻陷国外期刊更引人注意的是，垃圾论文数量的激增几乎完全集中在中国。2021至2024年间，全球共发表了316篇此类论文，其中有292篇的第一作者来自中国单位，占比超过92%。而在2014至2020年的25篇中，这一数字仅为2篇。这组数据来自于斯皮克和他合作者今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为了系统性地研究这一现象，斯派克和他的合作者在PubMed和Scopus等学术数据库中，使用精确的关键词组合进行检索，筛选出过去十年间所有使用NHANES数据、且研究设计为单因素关联的论文。经过筛选，他们最终确定了341篇符合条件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这些论文大多采用相同的方法框架：使用 logistic...

【学术争鸣】编者按学术求真之路，从来不是独奏的孤鸣，而是思想碰撞的交响，往往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不同的观点、思想在交流和论争中相互激励、相互启发，是求真之路上的常态。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其结论，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提倡学术争鸣，是光明日报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光明日报曾进行过多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学术争鸣，如《兰亭序》真伪问题、《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古人“胡子”问题，等等。这些议题，吸引学术界广泛参与和讨论，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学术繁荣，也扩大了学术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学术普及的作用。6月8日，本报11版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的文章《重大发现！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长生不老药的石刻找到了》，引发历史、考古、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学人广泛关注，在公众中也“一石激起千层浪”，讨论热烈，持论各异。本报特就此话题继续征集文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哪怕观点迥异，均十分欢迎。为深入探讨此话题，我们建立了这个平台，期待在碰撞中厘清现有困惑、拓展认知新境，勉旃社会各界以文会友，以理服人，激荡学术活力，共同营造平等对话、砥砺切磋的良好氛围。“昆仑石刻”发现于青海果洛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本期“学术争鸣”的两位作者均有该地区科考经历。易华撰文《秦代赴昆仑采药的可行性分析》，从神话信仰、医药知识、交通技术、地理认知等维度得出结论，秦始皇派人西行采药在当时颇具可行性；叶舒宪撰文《四重证据法求证昆仑神话历史》，认为石刻作为单重物证，未必可证秦代所指的昆仑即为今日的黄河之源。对于各种观点，本报均提供阐发见解的平台。秦代赴昆仑采药的可行性分析作者：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近日，我随河源昆仑多学科综合考察团，奔波十天十夜，从祁连山脉青海湖畔抵达昆仑山脉黄河源头的扎陵湖与鄂陵湖畔。2020年，侯光良团队在此调查植被与早期人类活动遗迹时，意外发现一处“皇”字石刻，辨识出十余字，推测其年代为清代或元代。虽报告相关部门，并出版个人著作，但未引起广泛关注。2023年，仝涛团队应邀调查莫格德哇古城遗址，顺访该石刻。无心插柳间，他成功释读出三十余字，并提出石刻记载了秦人采药昆仑的重要事件，最近公布后引发热烈讨论。作为两位发现者的共同友人，笔者了解其探索过程及意义；作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者，经实地调查后，我认为石刻为当代伪造的可能性极低。玛多县地处昆仑山下、黄河源头，是青海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亦属三江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刘钊教授从文字学与书法史角度，确认石刻文字符合秦代篆书特征，力证其为秦代遗存。葛承雍教授深耕《汉书》，著有《王莽新传》，提出石刻或为王莽时期所刻，旨在反映新朝制造祥瑞的政治意图。而汤惠生教授则依据青海湖附近出土的“虎符石匮”、西海郡故城遗址及西王母祠遗迹，指出王莽曾着力构建一套区别于汉武帝的“河源昆仑—西王母瑶池”神话地理体系，认为此石刻或为该体系的实物证据。综合各方观点，石刻为当代伪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刻立年代可能在清代、元代、王莽新朝或秦代之间。侯光良已放弃清代、元代说，汤惠生亦倾向于秦代说。本文旨在论证秦代于昆仑采药的可行性。一、昆仑采药的神话动机战国至秦汉，“昆仑”与“蓬莱”为两大并行的仙山体系。《楚辞》《庄子》等先秦典籍载昆仑为帝之下都、众神居所，有不死树、不死药。《山海经》虽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初期，其内容先秦应已流行，记述昆仑为西王母居所，“不死树”由“开明兽”看守，即不死药实由西王母掌管。《海内西经》载开明东巫彭等“皆操不死之药”，《海外南经》有“不死民”，《大荒西经》记“三面之人不死”。《大荒南经》载：“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大荒西经》云：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屈原《九章·涉江》：“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此“百药”“玉英”皆为不老仙药。《淮南子·览冥训》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高诱注曰：“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杜而未《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指出，昆仑神话衍生的哲学观强调不死观念，凡与月山、仙山、修仙相关者皆属昆仑文化范畴。秦始皇统一后，对长生之术的追求登峰造极。其东巡海上求仙，如遣徐福寻蓬莱，广为人知。然始皇求仙非限于东方，西向采药与东向求仙并行。《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此次西巡深入秦国故地及毗邻羌戎的西北边郡，足见其对西部疆域及传说中西部神山的关注。东向海上求仙既有史实，在西巡背景下，派遣方士或使者依托昆仑神话西寻“不死之药”，在动机上完全合理，且符合其行为逻辑。东巡遗迹如碣石行宫、琅琊刻石等考古发现众多，西巡遗迹虽尚无发现同等规模，但不能否定西向活动（包括可能的采药尝试）的存在，反而提示了探索方向。古代“昆仑”具体地理虽有争论，其指涉核心区域不离甘青高原及毗邻西域。汉武帝时代钦定于阗南山说之前，祁连山乃至岷山、秦岭（泰华）亦曾是昆仑神话与西王母传说的承载地。秦始皇时代认为河源昆仑位于玛多高原的扎陵湖与鄂陵湖一带，合乎情理。二、西北地区医药传统《神农本草经》虽成书于汉，其内容应当积淀了更为久远的药物学知识。《神农本草经·序录》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此乃汉人对上古药物探索的神话化表达。炎帝神农传说与姜姓羌人相关，羌人活跃于陕、甘、宁、青等西北地区，创造了齐家、寺洼、辛店、卡约、诺木洪等考古学文化，其陶器（常称“羌罐罐”）尤为发达。以罐煮食“罐罐茶”的习俗，在甘、青、陕、川等地延续至今，是“药食同源”古老观念的现实遗存。昆仑山所在区域的早期居民，拥有利用本土药物资源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完全可能为秦人所接触、了解乃至利用。三、秦人的交通技术《史记·秦本纪》载秦人先祖善御马，造父为周穆王御“一日千里”；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被周孝王封于秦（犬丘）专司养马。甘青高寒草原是优良牧场，适宜马匹繁育，为秦人养马提供了理想环境。黄河上游的河曲马，乃中国三大名马之一。秦代养马及马车制造技术居当时世界前列。关键证据来自考古与岩画：黄河上游分布着大量的古代车马岩画，可早至青铜时代，证明车辆在西北地区的使用历史源远流长。昆仑山下柴达木盆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出土约三千年前的衡末饰、铜马策，结合岩画，表明青铜时代青藏高原或昆仑山脉已流行马与马车。甘肃天水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出土众多结构精巧、装饰华美的车辆（含礼仪车与实用车）及大量车马器，堪称古代马车博物馆。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铜车马，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这些皆印证秦代造车技术之高，证明了在甘青复杂地形下使用车马运输人员物资的现实可行性。秦统一后，“车同轨”政策更利于先进的车辆制造技术及管理体系向西部边陲推进。被誉为“青铜之冠”的铜车马。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唐蕃古道主干线穿越河源昆仑玛多地区，松赞干布曾于此营建行宫迎文成公主。唐代交通技术相较于秦汉，在基础道路工程与畜力使用上并无革命性进步（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唐蕃古道的长期畅通，有力佐证：若秦代具备足够政治驱动力与组织能力，派遣队伍抵达河源昆仑区域探察或采药，应无障碍。四、石刻未载史籍的解释支持石刻为秦代遗存，并非意指秦始皇亲临或李斯等重臣刻制标准诏书。其更可能是执行采药任务的特定官员或方士，在当地完成的记录性或纪念性工程。故其形制、刻工、书法相较于咸阳宫所出或泰山刻石等国家级工程，显得粗朴、欠规范，出现疏漏（如刻错日期）亦在所难免。石刻内容显示，采药活动未能成功获取核心目标（不死仙药），或许队伍归途遭遇变故（恶劣环境、疾病、冲突等），最终未能携“成果”返秦复命。一次未果的远征，在秦代严苛的政治环境中，相关人员或隐匿不报，加之年代久远、记录载体有限，致使其未被《史记》等正史收录。综上所述，从神话信仰、医药知识、交通技术、地理认知等多维度考察，秦始皇时期派遣人员赴河源昆仑地区采药，具备相当可行性。甘青地区作为黄河源头、昆仑神话与西王母传说核心区（祁连、昆仑皆属广义天山范畴），秦始皇时期派人前往河源昆仑采药，动机契合，且具备一定的车马交通技术。此昆仑石刻历经两千余年风雨而遗存，实属不幸中的万幸，是研究早期交通、边疆经略、帝王求仙活动及昆仑神话的珍贵实物线索。该石刻作为此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物证，其“秦代说”具有坚实学术支撑，值得深入研究与验证。四重证据法求证昆仑神话历史作者：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仝涛研究员文章（重大发现！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长生不老药的石刻找到了），让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的37字石刻，在沉睡多年之后，成为这个夏天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新闻之一。石刻文字，作为人文研究的第二重证据，究竟能为学界带来怎样的信息？自王国维1925年首创“二重证据法”以来，恐怕很少有比扎陵湖畔的五大夫翳采药石刻更生动、更鲜活的案例了。前不久，我随青海社科院考察团实地考察石刻，考察团多数专家认为扎陵湖石刻伪造的可能性较小，为真的可能性较大。笔者对此持相对保留意见。即便多数专家的看法是对的，采药石刻就是秦人五大夫翳刻写的，就真能“实证”先秦及秦代所认识的昆仑在今日认定的黄河真源吗？答案是：未必。而且我认为，石刻文字无论真伪，都足以验证文学人类学在2009年首次提出的有关中国文化传统认知的理论命题——神话中国。6月25日，黄河正源之扎陵湖彩虹景色。叶舒宪摄/光明图片一百年前，现代学者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如果说“一重”“二重”证据皆为文字证据（即“书证”）的话，那么，“三重证据”“四重证据”都不是文字证据。“三重证据”特指活态传承的民族民间文化现象，包括口传与非遗；“四重证据”则指考古发现的遗址、文物和图像。后者更近似于法庭审判时所看重的“物证”。在“四重证据法”引导下，我参与了2013年开启的“玉石之路”系列考察活动，至2024年7月的第17次考察，坚持12年，总行程约6万公里，覆盖西部各省区数百个县。2014年第二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河西走廊道）时，我们曾撰文《昆仑与祁连——黄河重源之神话地理观》（见《玉石之路踏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0-174页），提示汉武帝钦定新疆南疆昆仑山之前，在先秦人意识中的昆仑是包括祁连山在内的西部产玉之山。“河出昆仑”是华夏神话中最重要的地理观，成为黄河流域居民的共同信念。黄河“重源说”有效地将青海积石山下的实际黄河与想象中在西域的昆仑山河源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水系整体。罗布泊即古代的蒲昌海，被视为昆仑河水向东流注的产物，由此潜入地下成为暗流，这是先民基于沙漠戈壁地带的水流经常干涸（成为无定河、秃尾河）的日常经验，想象出来的黄河上游情况。清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派遣侍卫阿必达前往青海寻找黄河真源，将河源由星宿海上溯到噶达素齐老峰。乾隆钦定的《河源纪略》一书，仍然维持旧说与新说的调和观点，坚决不放弃“潜流地下”的神话想象景观。可以说，古代人生活在“河出昆仑”的虚拟现实中，将母亲河理想化为“（天）帝之下都”——西王母大神掌握世间唯一的永生不死药之圣地。从知识产权的意义看，即便37字石刻中的“昆仑”二字辨识无误，那也只能代表五大夫的个人观点，而未必是源于先秦时代华夏人的普遍认识。因为古籍中体现的先秦人对昆仑的认识，绑定了三个必要的条件：西王母所在、河出昆仑、玉出昆冈（《战国策》称昆山之玉）。黄河发源于青海三江源地区星宿海，这是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发现，先秦时代的古人岂能提前预判？我在河源区的短暂停留期间，专门和地矿专家穆桂金研究员做过采样和交流，尚未发现有透闪石玉料的存在（只采集到石英岩和大理石类）。河源区的具体地质环境，不利于透闪石玉的生成，而真正产玉的地点，则在扎陵湖以西五百多公里之外的格尔木地区，即东昆仑山野牛沟一带。该玉矿是1992年才得到正式开发的，在此之前就连本地人也根本不知透闪石玉的存在，更不用说汉代前的中原人了。黄河假源头在新疆和田昆仑山，误传两千年。但这乃是华夏传统的“信仰之真”，对应着“神话中国”的命题。古人若有科学求实精神或科考行为，就不会容忍黄河“重源说”和地下潜流千里说的长久权威性。对于扎陵湖石刻较为稳妥谨慎的命名法，笔者赞同王子今教授的意见，不宜直接用“昆仑石刻”或“采药昆仑石刻”的措辞，而应依照惯例，称为“扎陵湖石刻”（子今教授建议用“尕日唐石刻”，窃以为这小地名过于冷僻）。将青海的三江源地区视为昆仑，这很难说是先秦时代的地理观。即便是真的，也只是一例孤证，还不足以颠覆传统认识。此前没有古人片言只语提及；此后也后无来者。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元代和清代，才有官方派出的团队到青海三江源地区探究黄河源头的举动。依照文学人类学一派的观点，筛选先秦时代的昆仑山，必须将是否出产优质玉石（透闪石，而不是蛇纹石或大理岩之类似玉美石）作为前提。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汉武帝为何让先秦以来流传已久的昆仑美名，指认到新疆于阗南山这座大山？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只有一个指标：“其山多玉石。”《山海经》称西王母所在的昆仑为“玉山”，《穆天子传》则称“群玉之山”。如此看，在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以前，有没有其他出产玉石的西部大山呢？如果有，那才是遵循“物证优先”原则可以认定的原始昆仑山所在。从西玉东输历史谱系表中可以看到，1.0版西玉东输史代表的是“一重证据”，即传世先秦古书中记录的昆仑山产玉的旧知识，而且是战国时代家喻户晓的流行意识。而2.0至5.0版的新知识，则是“玉帛之路”系列考察依次得出的认识，尤其以2024年7月第17次考察所得出的认识更加具有启示性——在新疆以外的河西地区找到类似和田玉籽料的弱水玉籽料实物标本。华夏文明之昆仑观的演化史，可简化为三段论的交替出现过程：前二段的昆仑观皆为神话历史观，唯有现代科学的自然地理昆仑观，才是祛魅神话色彩之后的现实主义观点。可惜它来得太晚，辈分上只能屈居“孙辈”。“祖辈昆仑”：先秦至西汉的昆仑观，想象中的河源与玉源，神话理想化的天国到人间的神圣中转站，永生不死理想所寄托。三大标记：西王母所在，河源所处，美玉所出。“父辈昆仑”：汉武帝钦定昆仑在新疆和田的昆仑山，自西汉武帝时代以来延续两千年，直到现代科学地理学证明河源在青海才宣告失去合理性。“孙辈昆仑”：现代的昆仑观，黄河正源，在青海，却尚未发现玉石矿源。我们更倾向于2024年7月第17次玉帛之路（酒泉道）考察所得出的较新认识：原始昆仑，即先秦时代中原人盛传的、作为黄河源头并盛产美丽玉石的西部大山，应该包括西秦岭到马衔山玉矿，再到祁连山两大已知玉矿（敦煌三危山旱峡和酒泉弱水）和肃北马鬃山玉矿，这样就基本上串联起关中地区以西至新疆天山以东的全部大山脉。原始昆仑或称“祖辈”昆仑几乎相当于横贯甘肃省全境的东西向山脉的总称。在史前时代，能够衔接起河西走廊与渭河流域的两个用玉的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如果当下关注扎陵湖畔采药石刻的众多学者中，能够稍稍关注非常冷门的“四坝文化”研究，尤其是四坝文化之人就地取材的美玉生产和使用情况，那就能回答如下难题：是什么人早在张骞之前千年，就已经实践了“凿空”伟业？“四坝文化”人群在河西走廊西段切磋琢磨美玉、制作玉权杖头的年代，要比秦国五大夫翳组团来青海采药，足足早一千多年。谁是先于张骞而开辟“凿空”大业的问题，就此能得到水落石出的物证线索。至于比“四坝文化”更早的昆仑玉山，应该首推位于兰州以东百公里左右的马衔山，那里是齐家文化海量用玉的主产地。唯有在文献证据与实物证据达到吻合对应的情况下，论证的可信度才有保障。相比而言，更加确凿的证据不是书证（文字记录），而是物证。出于物证优先的考量，我向科考组织方提出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围绕扎陵湖石刻展开考古调研或试掘摸底工作。两千年前秦人采药使团外加车马粮草，应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他们跋涉至千里之外的高海拔无人区，不可能不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哪怕是吃剩下的动物骨骼，只要通过当今的科技手段能够证明，这样就能有条不紊地推进求证工作。酒泉南山作为祁连山脉中部的高峰，加上弱水、美玉这两个必要条件，至少可以判定它就是商代以前的一座昆仑山。弱水出产优质透闪石玉料的情况，古书中没有任何记录，不做田野调查和标本采样的工作，就永远弄不明真相。2024年夏的一场龙卷风，成为天赐良机，让我们能够在黑河（即弱水）故道的河床里，直接采集到透闪石玉的籽料的独家证据。格尔木的大山脉，如今被定名为“东昆仑”，虽盛产透闪石玉料，却不像新疆昆仑山那样，既有山料又有籽料，因为这边缺乏生成籽料的自然地理条件。河西走廊西段的“四坝文化”的用玉研究，成为确认先秦昆仑所在的重要旁证，而“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关联，则能贯通河西走廊与中原文化的联系：“齐家文化”是中国史前最后一个繁荣的玉文化遗址，其在地理分布上恰好位于河西走廊至中原之间的广大地域。“齐家文化”的延续时间和分布空间，目前看来是所有史前文化中最接近传说中的夏王朝的一个。21世纪初在积石山下黄河边新发现的喇家遗址，便大量使用玉礼器，若采用出土文物玉器与玉料实物对照的方式，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喇家遗址用玉的矿源，这也就等于直接找到又一个四千年前的“祖辈”昆仑山。五大夫翳的采药团队所追求的一定不是医学上的治病之药，而是中国神话第一大英雄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获得的天下唯一秘方——长生不老药！按照汉代纬书的神话历史叙事，古往今来能够登上昆仑并采到不死药的人，仅有一位。《博物志》引《河图括地象》云：“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从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山海经·海内西经》又云：“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此处突出了昆仑山的高大神秘、难以接近，特别强调登上其山岩需要如羿一般的非凡能力。秦国五大夫何德何能，居然能够比肩神话时代第一大英雄？晋代郭璞注《山海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宋刻本《山海经》最后再次强调：有没有必要以是否出玉来确认先秦时代的昆仑观？拙文《河出昆仑神话地理发微》已给出理由：在西汉武帝之前的泛指的昆仑，是怎样的情况呢？以《山海经》为例，该书十多处讲到昆仑，其中有三个标志可以留意，即同为西王母、河源、玉源所在地。三个标志中的西王母为神话人物，河源为神话地理（想象），唯有玉源地这一点是有现实基础的，虽然也被神话化的氛围笼罩。确认先秦的昆仑观，有这三个指标，其中两个已被今人认定是虚拟的或想象的，那么唯一具有现实性的可求证的指标，便只剩下一个“物证”：是否出产优质玉石。十一年来的玉路考察，被四重证据法所筛选出来的原始昆仑，形成一种五千年来的多米诺式生成脉络——越是年代早的，便越靠近中原：天水武山县鸳鸯山（玄玉即墨绿色蛇纹石玉矿），临洮马衔山（透闪石玉）和祁连山弱水玉矿与敦煌玉矿，肃北马鬃山玉矿。希望按照物证优先原则，借助这次青海昆仑科考的东风，再度启动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的青海分区调研工作，先努力解决一系列史前遗址如宗日遗址、喇家遗址、夏尔雅马可布遗址等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之谜，或能为祖辈的昆仑谱增添实实在在的新内容。

“LVA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足够的临床证据来证明其安全性、有效性”7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通知称，禁止将“颈深淋巴管/结—静脉吻合术”应用于阿尔茨海默病治疗。通知提到，组织专家对该技术进行评估，认为该技术处于临床研究早期探索阶段，适应证及禁忌证尚不明确，安全性、有效性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支撑。近两年，这一手术已在国内上百家医院开展。以下为本刊今年3月的深度报道：手术治疗老年痴呆，靠谱吗？“手术后第一天母亲的情绪改善特别多，眼睛是发亮的，还能不停说话。”家住武汉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属卢光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母亲在2024年12月，花费2.8万元做了一种名为“颈深部淋巴管/结-静脉吻合术（英文缩写为LVA）”的手术。公开资料显示，LVA是由浙江省人民医院手外科原主任、杭州求是医院院长谢庆平首创的一种淋巴显微外科术式。该手术最初用于治疗淋巴水肿，2018年起，谢庆平将其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牵头编撰的《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4》统计，2021年，我国现有的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患病人数为1699万例。当前，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LVA已在国内上百家医院开展，但这一国内首创的手术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什么条件的患者适合做？什么资质的医生能开展手术？手术真的有效吗？图/视觉中国中晚期患者的新方案？2016年起，家住西安的蔡珍的父亲出现记忆力衰退，一开始因程度较轻而并未重视。“直到2018年，他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转眼就完全断片儿了，这绝对不是一般的记性不好。”蔡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时她才带着父亲匆匆去医院就诊，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确诊后的几年内，蔡珍主要让父亲服用多奈哌齐、美金刚等阿尔茨海默病常规治疗药物，但这终究无法阻止病程的发展。2022年，蔡珍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多项身体机能也开始加速下滑，蔡珍只好将他送至西安一家专门做认知照护的养老院。2023年中旬，蔡珍父亲开始频繁出现攻击行为，养老院多次流露出劝退的态度。无奈之下，蔡珍决定让父亲尝试LVA。“我父亲当时已经是重度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属于是无路可走的最后一搏。”蔡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术前并没有对效果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了解到手术的副作用不大，便决定一试。2024年8月，蔡珍的父亲在民营的西安凤城医院接受了LVA。父亲入院后，需要先接受CT、核磁共振等术前检查，然后进行持续约8小时的全麻手术。LVA的基本原理主要依托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磷酸化两种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制的主流假说。LVA将颈深淋巴管直接连接至静脉，进行淋巴管快速引流，从而充分排出脑内致病的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蔡珍回忆，父亲术后2—4天的效果最明显：情绪变得稳定、平和、有礼貌；能正常与人交谈；100以内算术题的正确率也提高了很多。截至目前，蔡珍父亲已完成LVA半年，总体情况相比术前有所改善。但不同患者的术后效果存在差异。家住武汉的孔青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的父亲已患阿尔茨海默病十年，于2024年9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接受了LVA。“父亲术后的1个月内有明显改善，但目前情况不是很好，自理和认知方面基本没有改善，慢慢就不知道怎么找到洗手间了，有时候也不说要上洗手间，护理难度变大。”孔青坦言，手术还是难以扭转病情恶化的趋势，效果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患者而言，仑卡奈单抗等药物能起到较为明显的延缓疾病发展的作用。但对于中晚期患者，尚未发现有效的药物。如果LVA确实能对中晚期患者有良好的效果，也就能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案。LVA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医学原理，目前仍没有定论。图/视觉中国多家医院收费开展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患者家属的记录中都提到LVA术后短期内效果明显，后期会出现波动甚至反弹的情况。王亮是国内某知名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LVA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足够的临床证据来证明其安全性、有效性。理论上，开展任何一项新手术之前，都需要经过动物实验和大规模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积累足够多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并且，相关数据需要公开发表。“而不是自己通过几例个案就说手术有效。”记者检索发现，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只有12项已完成注册的LVA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试验，注册医院包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东莞市茶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等。据了解，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一级注册机构，所有临床试验均应注册。《中国新闻周刊》以患者家属名义向多家医院求证当前开展的LVA是否属于临床试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等医院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当前开展的LVA是常规收费手术，不属于临床试验，且此前未经过临床试验阶段。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某神经外科医生则表示，当前医院开展的LVA属于临床试验，且要收取三四万元的费用，其称是“收费的临床试验”。但按照相关规定，临床试验不应收费。济南市章丘区中医医院一名手足四科主任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医院开展过临床试验性质的免费LVA，完成五六台手术后，就采用了常规收费形式。《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国内大部分开展LVA的医院收费在1万—5万元。首创者谢庆平所在的杭州求是医院一台LVA手术和住院的整体费用高达21万元，只有术后康复等产生的少量费用可以通过医保报销。对于手术费为何如此昂贵，杭州求是医院工作人员回复说：“手术是谢庆平院长亲自主刀，如果大家都来找他主刀，他就忙不过来，所以医院只能设个门槛。”谢庆平表示，其所在医院开展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LVA属于“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属于“创新性治疗（英文缩写为IT）”的范畴。创新性治疗可以视具体情况适度收费。但当前，国内对于“创新性治疗”的规范管理也尚未完善，缺乏专门针对性的伦理指南，也没有清晰的注册程序。王亮指出，我国对于新手术的管理权限已下放到各医院。如果医院想开展一项新手术，且以“新技术的临床应用”的名义推动，只需要通过医院内部医疗技术管理委员会的审核就行，这就绕开了医院伦理委员会，后者的审查门槛更高，要求有更充分的临床研究证据。“这一现象在国内比较普遍，很多医院的医疗技术管理委员会在审查新技术时手很松。”根据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通过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对本机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和管理承担主体责任。在王亮看来，对于一项针对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相对复杂的疾病的手术而言，更合理的做法，应是先通过伦理委员会开展临床研究，确定手术安全性、有效性之后再申请成为“新技术”。实际上，LVA并非一种全新术式。作为一种经典的显微外科手术，该手术的研发可追溯到20世纪后半叶，最初主要用于治疗淋巴水肿等淋巴系统疾病。直到谢庆平发现它可以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这相当于修改了适应证，是一种跨度较大的改变，肯定要过伦理，有充分的临床研究。”上海交通大学阿尔茨海默病诊治中心主任肖世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什么条件的患者适合LVA？谢庆平表示，他和团队并不会通过病程直接评估患者是否适合手术，团队目前已完成的超过500台LVA中，对于轻度、中度、重度患者均有开展手术。主要的评估标准有三条：一是患者及其家属认可LVA；二是患者自然生命大于6个月；三是患者家属有很好的爱心，有强烈的愿望希望改变患者的人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熊凌云目前已完成40多台LVA，涉及轻、中、重度患者，他和团队在开展LVA前会检查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在脑内的沉积程度，并根据患者对全麻手术的耐受程度和家属意愿综合评估是否进行手术。如何判定手术的效果？谢庆平表示，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通用量表，他和团队会观察患者术后3个月、6个月和1年的通用量表测试结果，在原来数值基础上增长30％以上的才会被归类为具有显著提升效果。谢庆平透露，当前团队统计到的能归类为具有显著提升效果的患者约占60％。是否真的有效？但事实上，关于这一手术的医学原理，目前仍没有定论。2015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乔纳森·基普尼斯等人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管的结构与功能特征》的文章，证明了小鼠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存在淋巴系统，并进一步阐释脑膜淋巴管的功能失调可能是导致多种神经免疫疾病的根本原因。谢庆平表示，自己正是在这篇论文的启发下，基于从事淋巴显微外科临床工作三十余年的经验，开创了LVA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法。近年来，一些验证人脑内是否存在脑膜淋巴管的研究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开展。2024年10月，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刊发论文，通过对5名脑肿瘤患者增强磁共振成像，发现增强的脑脊液能通过血管周围间隙进入脑实质，支持了人脑中存在糖淋巴通路的可能。但目前，相关研究数量依然不足。从理论层面看，脑膜淋巴管会通过脉络系统汇合到颈深淋巴管，LVA则是在颈部进行多根颈深淋巴管与静脉的吻合。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阿尔茨海默病临床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栾萍具有20余年的临床和科研经验，她认为，不能把动物实验的结果直接运用于人体，“即使近年来不断有一些新发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人脑内也存在淋巴管”。此外，在颈部有那么多淋巴管的情况下，即使已开展了手术，手术是否接对了颈深淋巴管也是存疑的。栾萍坦言，“找”是最关键的，“吻合”是相对容易的。在前期开展手术的基础上，她的团队重新招募了50名阿尔茨海默病晚期患者，希望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这50台手术中，如果我们能在淋巴管和淋巴结的组织里发现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就能证实LVA确实可以帮助排泄颅内的这两种蛋白，同时也可能证实其他机制。”广东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廖一夫分析称，术后病情出现波动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淋巴循环短期内可以降低神经毒性，但当β淀粉样蛋白的聚集速度超过清除速度时，病情就可能出现波动；此外，β淀粉样蛋白的清除可能导致脑内免疫系统被激活，产生的新型胶质细胞可能短期内是有益的，但一旦形成一种自身免疫性攻击，会导致慢性炎症和神经毒性。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患者在术后长时间出现病情反复、无法扭转恶化趋势的现象。一位不愿具名的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β淀粉样蛋白学说是主流理论之一，许多药企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开发药物。也就是说，从原理上来讲，清除β淀粉样蛋白这条路是走得通的。然而，这些药物仅被批准用于早期患者，没有数据能够证明它们在中晚期患者中仍然有效。“这可能是部分患者出现病情波动的原因之一。”苏州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刘春风分析说，阿尔茨海默病本身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遗传、衰老、血管损伤等众多原因，因此，单纯改善淋巴引流无法全面干预疾病进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神经科学系副教授武成彪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阿尔茨海默病的真正病因并未明晰，“据我了解，美国的同行应该没有人在做LVA治疗AD的临床试验”。阿尔茨海默病一般需要前往神经内科就诊，而依据公开信息检索，2024年发布的复旦版《2023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中，神经内科排名前十的医院中多数并未开展LVA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手术。蔡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决定带父亲做手术时也曾遭到家人的质疑：“北京那么多大医院都没有开展，究竟靠不靠谱？”孙永安表示：“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一块，并没有排斥这一手术。一项新的技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如果证明真没效了，我们就坚决不能做了。”南方某三甲医院脑外科主任医师康浩霖具有多年脑血管疾病的手术治疗经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各地出现的都是一些零星的报道，开展手术的大多不是大的中心医院。就手术操作难度而言，大医院想要开展并不难。但一方面，手术效果并未明确；另一方面，大医院对新技术的伦理审查非常严格，政策上没有小医院那么灵活。”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微信公众号消息，3月4日，华西医院神经外科举行“周围神经亚专业成立仪式”，拟开展的业务包括LVA。今年6月1日起，谢庆平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联合开展迄今为止全球最大规模的 LVA 治疗 AD 的多中心、前瞻性、开放标签、终点盲法、随机对照试验。上述两家医院均在复旦2023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神经内科的前十之列。2016年5月19日，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护士向患者指认时钟所显示的时间。图/视觉中国谁在推动手术？栾萍提醒，当前的社交平台上出现了LVA术后效果过度宣传的趋势。《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有医院仅在完成首例LVA后就以“攻克阿尔茨海默病”为题宣传。此外，当前处在试验阶段的LVA尚未制定全国统一的操作规范，各大医院开展的过程中，在患者准入门槛、手术具体操作细节、主刀医生所属专业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亦可能导致手术效果的参差不齐。目前，国内开展LVA临床试验的医生专业背景多元。2024年12月，郑州市中心医院举办“第一届LVA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培训班”，招募对象为显微外科、手外科、烧伤整形外科、血管外科等相关科室的医师，收费为5000元/人。同月，同样由谢庆平担任院长的杭州华宫医院主办淋巴显微外科技能工作坊暨LVA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与淋巴水肿手术演示精讲专题培训班，招募具有显微外科基础的学员，培训费用为2000元/人。《中国新闻周刊》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华北医疗健康集团峰峰总医院是否能做LVA时，一名骨科主任医师回复：“可以，就是我们科。”不同科室的医生争相涌入这一热门赛道，是否可能产生一些专家仅具备手术相关操作技能，而对阿尔茨海默病本身的术前术后评估缺乏经验的风险？某三甲公立医院一位有多年阿尔茨海默病诊疗经验的主任医师坦言：“太混乱了，很多时候是为了做手术而做手术。”该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年痴呆也分为不同病因，除阿尔茨海默病以外，还可能是血管性痴呆、路易体痴呆或额颞叶痴呆等。因此，一些只具备手术操作技能的显微外科医生可能对患者是不是确诊阿尔茨海默病都难以判断。“有些医院骨伤科或整形科的医生也在开展LVA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些患者做完后手术效果不好又跑到我这里来看病。”对于不同科室专家争相开展LVA的原因，该医生分析称，其中之一或许与科室绩效有关，很多医院要实现自负盈亏，科室则通过做手术等满足绩效指标。“对院领导来说谁来做这个手术都可以。”“已经有至少6个顶尖医院的外科医生找过我，他们来自不同的科室，希望和我合作推动手术，我都拒绝了。”王亮说。他认为，即使未来真的有充分的医学证据证明LVA手术有效，由于这是一项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手术，开展需要由外科医生与神经内科医生多学科配合，“术前术后都要一起讨论”。康浩霖表示，一般脑科手术中做的颅内血管吻合都是直径1毫米左右的血管，而淋巴管会更细，直径在0.5毫米左右。因此，手术的一大难点在于这么细的淋巴管是否吻合得好，怎么证实它是通畅的，这需要尖端的显微镜辅助。前述华北医疗健康集团峰峰总医院骨科医师也在回复中称，目前医院已购置显微镜和荧光显像设备，其中荧光显像设备的作用便是检查吻合后的淋巴管是否通畅。康浩霖特别提道：“不排除一些医疗器械厂家也在参与推动这一手术。”孙永安称，手术的推广并不意味着药物治疗可以被搁置。当前，阿尔茨海默病防治的重难点主要集中在早期筛查和药物治疗两方面。早期筛查尤为重要，因为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过程中，神经细胞会不可逆转地不断凋亡，进而出现永久性的认知功能下降。刘春风提醒，LVA对于不同身体状况的患者可能引发不同的并发症，如患有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可能因术前术后停药增加中风的风险。多位受访医生认为，LVA是否真的能有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需要经过长时间、更多样本的检验，这一手术是不是所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都适用，要更多证据的支持。前述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专家特别提到，长期使用“新技术的临床应用”代替常规的临床医疗是不可取的。“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开展了一段时间，积累个别病例后，就应按照规范尽快开展临床试验。国内对医疗技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对于一些未经临床研究论证的医疗新技术，国家卫生健康委可以将其纳入禁止类技术目录。王亮透露，对于当前各大医院纷纷上马LVA手术的现状，国家卫生健康委或在不久后出台相关管理措施，加强监管，对手术的开展做统一的规范。（文中卢光哲、蔡珍、孔青、王亮、康浩霖均为化名）实习生：胡可欣记者：霍思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