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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你行！你上！》上映后，“现出原形”的郎朗又被讨厌了。一直以来，网友提到郎朗，态度和评价呈现两极分化。赞颂郎朗的人，自然不必多说，因为他是神童，是天才。但在讨厌他的人眼中，弹琴时摇头晃脑、表情浮夸的郎朗，缺失热爱音乐的灵魂，是棍棒教育下的“弹琴机器”。在导演姜文的表层叙事中，郎朗从东北工薪家庭琴童到登上世界级殿堂的成长经历，更接近于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速胜论”成功学故事、一场鸡娃狂欢。在这个故事里，郎朗生下来就必须弹琴，十七年的人生被“赢”字贯穿，赢、赢、赢，永远都是赢。在钢琴的角斗场上，他只拿第一，否则就去死。更癫狂的，是他的父亲郎国任。这是一个“爹味”缠身的“虎爸”，偏执且专制，赌上全家人的命为郎朗铺路，无所不用其极。电影第一场戏就是这个爹在天台逼儿子弹琴。郎朗反抗，郎国任便逼他吃毒药，“不敢啊，那就吃毒药！”郎朗不从，冲向楼边要跳楼，结果被郎国任一记暴力飞铲给遏制住了。这也是电影原著——郎朗自传《千里之行：我的故事》中情感最激烈的片段。但真实的郎国任更极端，除了逼郎朗服毒药、跳楼，他还骑自行车带着郎朗闯入机动车道，差点被撞死。如果不是郎朗，这早就不是励志故事，而是惊悚故事。但偏偏是郎朗，既有天赋，又有运气，他没有成为那个九岁围棋少年，成了这场叙事里的幸存者，让他的父亲赌对了。郎国任是无数控制型父母的化身，郎朗的成功学故事也一度成为普通人的教育样本。我们讨厌的或许不是郎朗，而是在这个优绩社会，我们不是郎朗，也没有不努力的自由。天台对峙那天，现实中的郎朗没有选择跳楼，他选择了一种更决绝的自毁方式：用拳头狠砸墙壁，“要把双手砸成肉泥，把每根骨头都砸断”。看着郎朗伤害“身体中最宝贵的部位”，郎国任被深深刺痛，他哀求郎朗停下来，哭着亲吻郎朗的手指和脸颊。之所以闹到吃毒药、跳楼，起因是郎朗为了合唱团排练而耽误了两个小时练琴时间，郎国任认为他想要偷懒，在扯谎。然而，哪怕儿子绝望到自残，这位父亲依然只想着练琴。他哭着对郎朗说道：“我不想要你死，我只想你练琴。”在书中，郎朗第一次使用了“仇恨”这个词语，来表达当时他对父亲复杂而剧烈的情感：“在我生命中头一次，我感到了对父亲深深的仇恨。我开始诅咒他。”“再也不停止恨他，每小时每分每秒都恨他，恨他想让我死……”郎国任谈跳楼事件郎国任之所以偏执到近乎癫狂，是因为他赌上了全家的命。彼时，他听从沈阳老师的建议，辞掉公安系统的“铁饭碗”，前往北京求学，将郎朗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母亲周秀兰只能继续在沈阳从事话务员工作，支撑全家的生活。一家三口，没有后路。周秀兰被迫离场的日子里，年仅十岁的郎朗不仅被夺走了母爱，还丢失了半个童年。为了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他必须每天“像活不到明天那样”地练琴。因为郎国任告诉他，考不上，唯一的退路就是死。这不是郎朗第一次差点死掉。在跳楼事件发生前，北京的钢琴老师始终对郎朗不满意，称其“土豆脑袋、武道士精神、打砸抢的风格”，还下达最后通牒“没法教了”。郎国任当即觉得天塌了，满怀怒火地骑自行车带着郎朗冲进机动车道。两侧的卡车按着喇叭擦肩而过，郎国任却全然将安危抛却在脑后，失去理智般只顾着数落郎朗，“你这个大傻蛋”“你毁了成功的机会”“你还不够努力”……年幼的郎朗在后座摇摇欲坠，他一边哭着为自己辩护，一边死死环住郎国任的腰，否则他就会被甩出去，被过往的汽车倾轧。就在他快掉下去时，郎国任拉住了他，但依然继续斥责他。这一切，或许在郎朗出生时就早有预兆。年幼的郎朗1982年6月14日，在生产的过程中，郎朗的脖子被脐带绕了整整两圈半，差点窒息而死，直到医生剪去连接他与母亲的脐带，他才向这个世界发出第一声大哭。他与父亲捆绑的共生关系，就像这条死死缠绕脖颈的脐带，让他感到窒息、心生怨恨，也让他过度依赖。而他与母亲的脐带早早被剪断了，对父亲的精神依赖却始终难以斩断。正如电影中的台词，郎国任就是郎朗人生的“总设计师”，严肃地规划关于郎朗和钢琴的一切。从六岁起，郎朗的生活就被框死在他制定的作息时刻表里，吃饭、上厕所和起床的时间都被严格控制。每天5点45分起床，郎朗第一件事就是练一小时琴，除了上学、吃饭和写作业，他其余时间都在练琴，上厕所被限制在一分钟内，唯一的娱乐就是吃晚饭时看20分钟动画片。郎朗练琴郎朗这种一切以钢琴为中心的紧张秩序，只要稍有松动，就会被郎国任像电影中那个暴力飞踢一样遏制住。在他们动身去往北京前夕，因为即将分离，郎朗与母亲多谈了一会儿心，少弹了一会儿钢琴，郎国任却认为他们是在“说闲话”——因为在钢琴面前，一切都不重要，哪怕是难以割舍的母子情。郎朗嘶吼，试图反抗，郎国任却恼羞成怒，将郎朗珍藏的变形金刚扔出窗外。这是他对郎朗反抗的惩罚，他说道：“他敢和我对抗！”而郎朗能做的，只有捡拾变形金刚的残骸，然后继续弹琴，怀着愤怒和委屈。郎朗与母亲周秀兰在这种不能反抗的高压生活下，“第一”是郎朗自传或者说他人生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郎国任的价值观里，什么事都必须是第一名，哪怕稍微落后一点也不行。就连南下“北漂”的原因，也是因为“要成为世界第一，就必须去中国第一的城市”。这种“第一压倒一切”的观念流经精神脐带传输给郎朗，让他的血液里也流淌着“赢”的欲望。自从五岁第一次竞赛获得第一名，郎朗的脑子就被“第一名”占据，凡事都要争第一的信念，也刻在了他的肌肉记忆里。谁钢琴弹得最好，郎朗就记住他的名字，发誓一定要超越。早上，只要听见隔壁邻居小孩拉琴凳的声音，郎朗马上就钻出被窝，鞋也不穿就开始弹琴。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失败。然而，郎朗很快就尝到了失败的苦涩。郎朗和指导老师两年后，他离开沈阳参加人生第二场竞赛。在这场比赛中，一等奖获得者的奖品是一架钢琴。这是郎朗唯一想拿的奖，因为父母掏半年收入买的那架钢琴早就被他弹坏了，他想要一架更好的、更新的、真正的钢琴。就在郎朗认为自己胜券在握，只等着上台领奖时，现实甩了他一巴掌。他意外落到了第七名，只拿到一个金丝毛玩具小狗。对郎朗来说，这是一次极其惨痛的失败。尽管当时的老师安慰他失败是常事，要学会克服失望的情绪，但浑身长满好胜心的郎朗，还是下定决心，自己再也不许失败。象征着失败的金丝毛小狗，则成为他的出气筒，只要弹错一个音符，他就踢它一脚，骂它一句。窗台摆放着金丝毛小狗从那以后，“我只拿第一名”像符咒一样，深深埋植在郎朗的意识里。或许正是这种和郎国任一拍即合的野心，这种对于赢的强烈欲望，支撑着郎朗没有发疯、自毁、沉沦。电影中，在“总设计师”郎国任制定的轨道上，这两个“野心家”毫无悬念地赢了一路：第一名考入中央音乐学院，赢得国际比赛第一名，第一名考上柯蒂斯音乐学院，登上世界级殿堂，成为一张“中国名片”……他拿了数不清的“第一名”。站在这个故事的终点，这或许是一部属于“天才”郎朗的大男主爽片，更是一部属于“虎爸”郎国任的鸡娃爽片。但对于普通人，这是一部险象环生的惊悚片，只要错一步，就意味着毁灭。郎朗与父亲郎国任郎国任在电影中的形象非常不讨喜，是一个符合所有人刻板印象的“虎父”。现实中的郎国任也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狠人，他“鸡”郎朗，也“鸡”自己。郎国任生于1953年，生性争强好胜，也有音乐才华，立志成为二胡演奏家，但由于时代原因，他耽误了上学年龄。二十五岁时，他本可以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音乐学院，但由于“诚实”填写了真实年龄，他错失机会，梦想粉碎。他用来鞭策郎朗的“像活不到明天那样练琴”，当年就用在了自己身上：尽管要打两份工，他还是从凌晨四点练二胡练到上班，下班后继续练到半夜，日复一日，毫不松懈。后来郎国任成功考入文工团，但他内心还是觉得遗憾。年轻时的郎国任正如“郎朗”这个名字，名和姓不仅读音相似，字形也相仿，对郎国任而言，郎朗的出生，是他人生的转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延续：完成他未竟的音乐梦。1981年，当郎朗还在周秀兰的肚子里，郎国任就买了一架钢琴。孩子还没出生，人生就已经被注定。之所以选择钢琴，而不是二胡，郎国任在《我与郎朗的30年》中写道：“二胡是民族乐器，不太容易走向世界，钢琴是西洋乐器，而且是乐器之王，可以走向世界。”当郎朗还没学会认字，郎国任就教会他识读音符；郎朗不到三岁，郎国任就训练他“坐琴”，从10分钟到20分钟，再到40分钟，有时坐不住就打；为了让郎朗的手指变长，郎国任每天都给他拽手指几十分钟。随着郎朗成长，天分逐渐显露，郎国任的音乐梦愈发膨胀。后来，为了实现这个在旁人看来不切实际的梦，郎国任可以说是豁出去了一切。他顶着被人看不起的压力“吃软饭”，将“郎爸”这个称谓变成自己的事业。他曾说：“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我的儿子成为世界上第一名的钢琴家。”郎国任与郎朗郎国任也确实知行合一，说到做到。虽然“北漂”生活窘迫，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请来最好的钢琴老师，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郎朗上下学，天热时帮郎朗扇风，一扇就是扇三个小时，天冷时就帮郎朗揉搓手指，直到他的血液循环恢复正常。1994年，郎朗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因为是自费，郎国任四处借钱，向银行贷款，背了5万元债。到了德国，郎国任一心扑在比赛上，观察选手，分析琴谱，为参赛做严密的准备。当郎朗最终赢得金奖时，已过不惑之年的郎国任哭了，几十年来积攒的所有压力，在那一刻终于释放了。被告知父亲哭了，郎朗却不可置信地表示：“我爸才没有哭的能力。”郎朗获奖，郎国任落泪毫无疑问，郎国任对郎朗极端掌控的背后，是一份用力过猛的爱，它成就了郎朗，也扼住了郎朗，让他心存依恋但又渴望逃离。郎朗考上美国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后，一切发生了转变。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郎朗开始放飞自己，他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新鲜事物，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从不同的文化中汲取能量，他也开始对性萌生好奇，和女孩约会，英语随之突飞猛进。郎朗不断向前走，郎国任却越来越往后倒退。他像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即使对这个新世界一无所知，也不愿试着去理解、去接受、去融入，后来连最基本的英语学习也放弃了，与钢琴之外的世界完全失去连接。在这段爱恨纠缠的共生关系中，真正无法离开的，是郎国任。郎朗越是脱离掌控，他越是恐惧。而他只能越来越严厉，以此来消除内心不断繁殖的恐惧。在美国的郎朗在恩师格拉夫曼教授的推荐下，郎朗获得了一场音乐会的演奏机会。为了展现自己，他选了一首难到“需要多出一双手才够用”的曲子，只能苦练。一天，他在学校已经练了三遍，郎国任到校后，命令他再弹一遍，郎朗懒得辩驳，只好妥协，又弹了一遍。因为弹错好几个音，郎国任不肯作罢，命令郎朗再弹一遍，但又出错了。郎国任彻底爆发，扯着嗓子吼道：“再弹十遍。”这个霸道的指令彻底激发了郎朗迟来的反叛。当着几个朋友的面，他以从未有过的坚定，尖叫着对郎国任说不，斥责他是暴君，是疯子，要他下地狱。这一刻，郎国任的内心崩塌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压制郎朗，眼神里全是失意。他一辈子都围着郎朗和钢琴打转，人生的全部意义和价值都来自于此。对他而言，郎朗的反抗和咒骂，从精神上杀死了他。这个片段也被改编进了电影里，成为这个故事的结局。1999年，17岁的郎朗登上美国顶级音乐盛会——拉维尼亚音乐节明星演奏会。然而，站上人生巅峰的他，却因父亲的缺席而张皇失措。在那一刻，他理解并接受了自己对于父亲难以割舍的情感依赖。与此同时，郎国任发病。他的气管上长了两颗和郎朗同岁的肿瘤，像是切除自己对郎朗的执念般，他切除了这两颗肿瘤。不同于哪吒“剔骨还父”的弑父复仇故事，郎朗的反抗不仅没有导致父子关系破裂，反而促成了一场“包饺子”式的大和解。从掌控和依赖，再到对抗和独立，直到多年以后，当父母变老、不再强势，子女和父母达成和解。这不只是郎朗和郎国任的故事，而是中国大部分普通家庭的故事。郎朗一家三口在郎国任成长的年代，价值观极为单一，“第一名”几乎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和郎国任一样，无数家长信奉一种近乎偏执的“速胜哲学”：努力就要见成果，最好立竿见影；成绩好，才是通往社会跃升的唯一方式。如果天分不够，那就“卷”。如果还不够，那就加倍“卷”。郎朗的天才光辉，也为极端教育涂上了一层看似正当的金色滤镜。他的成名轨迹成为琴童家长的灯塔，也催生出一句流行的信条：“对孩子越狠，离成功越近”。于是，一个个“神话”被炮制出来。郎朗之后，中国教育界迎来了另一位神话级人物，她就是“哈佛女孩”刘亦婷。在那个电脑还是奢侈品、“985工程”刚被提出的年代，18岁成都女孩刘亦婷被四所世界名校——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尔斯利学院和蒙特豪里尤克学院录取，而且获得全额奖学金，给中国家庭教育带来了轰动。“哈佛女孩”刘亦婷刘亦婷的母亲刘卫华也乘势出版了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事无巨细地讲述自己如何培育这位“天才哈佛少女”，销量一度突破200万册，成为家长之间流传的“育儿圣经”。刘卫华在这本书中多处强调刘亦婷是一个“完美女孩”：身体健壮、长相漂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三岁时测智商便“五万人里挑一”……同郎朗一样，刘亦婷也被父母“军事化管理”，恨不得把时间切割成块儿来用，但她所承受的“鸡娃式教育”更为严苛和极端。为了锻炼忍耐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她十岁就开始接受“捏冰一刻钟训练”，手被冻得发紫、失去知觉；十一岁接受“踮脚训练”，同样是十五分钟，踮到小腿抽筋；为了杜绝早恋，她被禁止穿花哨的衣服，刻意与同学保持距离……尽管书中也提及“鼓励独立思考”，但是怀揣“神童梦”的家长们只想走捷径。他们去其精华取其糟粕，照搬那些“可量化”的折磨法门：心算得快比计算器，四书五经得倒背如流，还衍生出“三伏天不开电扇、三九天晨跑3公里”的招数。于是，郎朗和刘亦婷式成功，成为了80后、90后这代人的集体阴影，那些看似励志的自传不是“教育圣经”，而是一代人的“伤痕文学”。为了让“普娃”摇身变神童，家长不惜掏重金蜂拥至各类培训班、智力开发营、情商训练课，甚至不惜将厌学少年送往“戒网瘾”中心，交给杨永信电击“治疗”，或关进豫章学院接受暴力“矫正”。这股“神童风”愈演愈烈，最终催生了“裸跑弟”何宜德。2011年，一个大雪天，3岁的何宜德赤裸上身在雪地狂奔，一边跑一边哭喊“爸爸我冷”。而父亲何烈胜不但不理，还逼他雪地俯卧撑。这种看似虐童的行为，被他包装为“鹰式教育”。“裸跑弟”何宜德在这种教育下，何宜德的人生轨迹一直在“超速行驶”：1岁徒步暴走，3岁雪地裸跑，4岁参加国际帆船比赛，5岁开飞机，6岁写自传，7岁三次穿越罗布泊，11岁从南京大学专科毕业，13岁在菲律宾攻读博士……但这份看似光鲜亮丽的“天才履历”很快被人拆穿。何宜德参加的不是全国普通高考，而是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自考，一共考三门。通过自考后，当在同龄人还在上小学，不到10岁的何宜德看的书不是《商务交流》，就是《企业管理概论》。曾经有记者偷偷问他：“你看得懂吗？”何宜德小声说：“不知道。”但为了通过考试，他只能死记硬背。录取他的菲律宾圣保罗大学入学门槛并不高。招生简章赫然写着：“无需雅思或托福成绩，仅需最高学历证书和成绩证明，免试入学。”何宜德接受采访何宜德并不是真正的神童，而是被何烈胜催熟的普通孩子。在何烈胜的亲自操刀下，何宜德的加速人生更像是一个虚构的样板、过度包装的产品。这些被制造出来的“神童”，或许赢了起跑线，却输掉了童年。他们的光环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孩子为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付出的沉默代价。电影里的故事只讲到了郎朗一路成功到17岁，站上金字塔尖，就结束了。如果不是郎朗，这或许就是另一种让人心悸的叙事。因为现实中，有太多被推上加速跑道的普通人，他们不缺天赋，也拼尽全力，却没有郎朗那份恰到好处的运气，更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他们在父母的控制和社会的高压下，被一步步逼向崩溃的边缘，最终没能成为郎朗，甚至没能活成自己。今年5月，9岁围棋少年坠亡的新闻让人痛心。他被网友被称为“天才围棋少年”，但光环下是满是伤痛和阴影。据报道，他生前长期因输棋被父亲极端殴打，选择了轻生。他没有等到下一场胜利，也没有等到被允许失败的机会。9岁围棋少年被多次发现满身伤痕郎朗的故事之所以能成为“励志经典”，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普遍，而是因为太过罕见。他是这条道路上的幸存者。如今，现实中的郎朗活得很好。他有家庭、有孩子，钢琴之外，也留出了更多的时间给生活。当记者问他是否会像父亲那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是说：“我对培养我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但他长大以后也不一定觉得我全都对，他有自己的路要走。”郎朗与妻子吉娜爱丽丝、孩子这句“他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不是一个钢琴家的回答，而是一个终于挣脱束缚、亲历过极端教育之痛的孩子，对下一代最温柔的放手。这一次，不是命运选择了他，而是他选择了不再复制命运。

歼-20飞一趟能让日韩这么纠结？那以后应该多飞几次让他们习惯。7月底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歼-20战机飞越对马海峡，美日韩三国都未能发现一事还在不断“发酵”。不少韩国“军事博主”都对此事发表了看法，只是他们的态度大不相同。其中一位韩国军事自媒体的博主在他的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回顾，并表示对马海峡有着美日韩三国的雷达，甚至在美国“萨德”系统的监控之中，但没有发现歼-20战机的身影也没办法。毕竟美国雷达都监测不到歼-20，韩国又怎么能发现呢？而另一位韩国的军事博主则直接“破防”，表示韩国军方“层层设置的防空系统，还准备了萨德系统”，结果却发现雷达一点儿不中用。歼-20战机是对日韩雷达的“戏耍”，还说中国“轻视韩国”，韩国要让中国感到“恐惧”。两个军事博主虽然对此事态度不同，但都承认韩国的防空武器早已过时，根本不是歼-20的对手，而且有望能够发现歼-20踪迹的“E-7”预警机又没有买成，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韩国的“军事博主”们对这事很重视，最后为了“圆回来”，还扯了一堆给韩军打鸡血的话，但评论区里的韩国网友并不买账，直接留言：“韩国比核弹还强的，就是嘴巴和精神胜利法”。

美国前国安官员与退役海军少将认为，台湾应该重启除役的核电厂，这是强化能源安全的关键要务，以对抗中国大陆的威胁。 彭博资讯报导，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与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作战主任的蒙哥马利（Mark Montgomery），上月底参加保卫民主基金会（FDD）在台北举行的兵推后，做出上述结论。台湾须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增加液化天然气（LNG）储备、与扩大LNG运输船队。 博明受访时表示：「台湾极易遭受能源禁运的冲击，要减缓相关影响，可通过改善电网、加强LNG的供给与储备安全，当然，还有重启闲置的核电厂。」 博明和蒙哥马利参与的兵推，聚焦能源安全，主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前30大经济体中，台湾电网的脆弱性数一数二，当地半数供电仰赖LNG进口。 FDD兵推未对媒体开放，但蒙哥马利与其他两人，向彭博讲述了兵推情况，他们主要心得是台湾非常脆弱。蒙哥马利说，中国只消拦住七、八艘LNG船，这很容易办到，就能对台湾施压。 博明表示，兵推情境之一是扮演台电的一方，优先供电给医院等重要民生机构，迫使部分制造中断，导致半导体生产减速，引发巨大混乱。全球九成以上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AI）芯片，在台湾生产。 蒙哥马利透露，兵推也仿真对台电发动网攻，敌方启动植入电网的恶意软件，切断电厂供电。

本周初的天气预报显示，湿度指数将在40度出头，多伦多将迎来更为炽热的高温天气。 此前针对多伦多及安省南部其他地区发布的高温警告在周一仍然生效，今天白天气温高达33摄氏度，体感温度接近40度。 图源：拍摄 加拿大国家气象局表示，对于安省许多地区来说，较凉爽的气团将在周二晚间到来，“结束这轮高温天气”。但大多伦多地区和汉密尔顿的高温天气可能会持续。 高温警告中写道，“东安省以及大多伦多和汉密尔顿地区可能会在周三继续经历炎热潮湿的天气”。 气象局预计，多伦多周二的最高气温为33摄氏度，周三为30摄氏度。 “炎热潮湿的空气还可能导致空气质量恶化，使空气质量健康指数接近高风险级别，”该警告继续写道。 “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极端高温可能影响所有人的健康。” 图源：拍摄 预计周四和周五白天气温分别为28摄氏度和29摄氏度。 气温在周末将再次升至30摄氏度以上。 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周六和周日，多伦多的白天气温预计均为32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