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6日，民阵举办游行，群众手持一张“香港说不”的横额。Article InformationAuthor,郑佩珊Role,BBC中文记者
港区国安法实施五周年，BBC中文访问熟悉政治传播的学者、在舆论上搏奕的记者与时评员，剖析国家安全元素由法律渗入体制与日常的一个切面——人们改变言行规避各式各样的风险，使得过去习惯的民意表达发生巨变。“这个不能公开”、“我想想怎样说会比较好”。访问期间，这是记者经常听到的回应。
步上猎人书店阁楼，梯间贴有“请勿超越红线”的“警告”字句。
店主黄文萱在这里办了一个小型的民意调查，问来访者：你觉得近年更有希望，还是更无力？现在有什么情绪？她盯着投票结果，说了一句，“原来有人还会选‘乐观’。”
国安法实施五周年，呈现民意的载体逐一变形或消失——选举、民意调查、游行示威、批判的媒体，人们变得谨言慎行。
曾经任职记者，2019年当选区议员两年后离职，如今辗转开设书店，昔日的民意代表黄文萱觉得，愈来愈摸不清其他人在想什么——是不再关心还是不再恐惧？原因是甚么？
在她眼中，政府管治同样需要梳理民意。她想起港府年前推出垃圾征费后无限期暂缓，“若然回到2020年之前的香港，我相信有更多指标告诉大家哪个位置不行。”
猎人书店梯间贴有“请勿超越红线”的字句。
“声音少了很多”
时间推回五年前，香港经历一年反修例运动引发的示威浪潮，中国政府认为国安法是稳定社会的工具，最终绕过本地立法机构，为香港制定实施国安法。
进入国安法时代，有学者认为，香港民意呈现的状态变了。
“人总是会有意见的，你的社会不会没有民意，”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说，香港近年处于一个“民意仍然存在，但出不来”的状态。
李立峰说，民意的表达不限于民调，指向的是“在社会上、在媒介里面、在公共空间，你听到什么声音”，当中还包括网络舆论、游行集会的活动等，“各种各样的声音，对比2019、2020年前的世界，真的少了很多”。
2020年7月，时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小林哲郎曾委托民意和市场调查公司进行问卷调查，遭对方要求删除部分敏感题目，当中包括要求受访者就有关国安法的陈述评分。
香港民意研究所亦屡次卷入政治漩涡。其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自1991年开始，持续定期追踪政府民望、港人身份认同等议题，近年民研取消发布“六四事件”民调，将回归、两岸等问题转为内部参考。前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去年底被国安处通缉，民研在今年初警方三度对其采取行动后，宣布无限期搁置自费研究项目，日后或结业。
警方国安处人员在1月带走钟庭耀及两名职员协助调查后表示，“涉嫌有人利用自己的机构协助一名已窜逃外地的被通缉人士，在港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保安局长邓炳强称，调查不涉及香港民研的民调工作。
2025年6月21日，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五周年论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与会者齐唱国歌。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会否如实表达他们的想法。
李立峰曾引用小林哲郎的一项追踪研究讲解民调自我审查的情况。
调查中，同一批受访者在国安法立法前后受访，结果显示亲民主派的受访者会倾向退出，不愿受访；即使没有退出调查，他们会出现“偏好造假”的情况，例如第一次声称自己曾参与2019年的集会，第二次则表示没有。一名从事民调工作多年的人员向BBC中文表示，近期有受访者被问及政治立场后，直言担心会有负面影响。
这种态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民意呈现上的偏差？李立峰认为，无法衡量比重，因为当中涉及过多因素环环相扣，例如媒体如何呈现及跟进议题、巿民怎样回应。
今年5月，中大亚太研究所公布民意调查，近两成受访者满意政府表现。李立峰留意，个别媒体手法奇怪，以“上升5.9个百分点”为重点——“这就是framing（叙事框架）的问题，尽量讲的时候都不会讲得太批判。”
与此同时，网络少见疯传热门时事评论或政治新闻的情况。李立峰观察，在社交平台还会看某个通缉犯或海外时评人的消息，“今时今日，大家看了就算了，你分享做什么呢？你的朋友未必喜欢看，你又不知道有没有风险？”
他分析，部分受众或担心风险，或对社会环境感心淡失望回避新闻，认为关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香港学者李立峰
主旋律之外的意见
政治记者谢家杰（化名）有类似的观察。
他觉得，无论社会或编辑室相对没以往重视民调，一方面对于评分能否反映实际评价抱有怀疑，另一方面也思考，“就算评价真的不是太好，是否仍然有过往的政治影响？中央（政府）还会紧张民望？”他认为，“作为一个政治implication（后果），民意调查的能量小了。”
谢家杰在国安法实施后才投身传媒界，现于一间香港本地报章任职记者，主力负责政治及港闻。
他认为，日常工作呈现的民意与真实情况存在落差，“以往民主派的民意在目前的体制没能被代表”，采访时亦面对找不到合适受访者发声的窘态。
2020年中，香港政府以疫情为由押后立法会选举，其后“完善”立法会与区议会的宣誓与选举制度，加强资格审查，引入“爱国者治港”原则，不合资格者不能参选。在国安法下，被法院判决干犯危害国安罪行者，即丧失参选资格。
此外，民主派在2020年举行立法会初选，其中47人举办或参加者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宗被称为“47人案”是国安法颁布以来规模最大的案件。与此同时，多个民主派政党、工会、专业团体等公民组织陆续解散。
2024年3月19日，香港立法会议员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在谢家杰眼中，昔日解说时政的人们失去身份加持，亦缺乏资源持续研究政策，亦有部分人士因各种原因选择淡出公共领域。舆论缺了一整个重要板块的声音。
他解释“受访者回应”在报导的重要性——新闻操作并非单单复述事件，而是需要告诉读者：“大家怎样看这个政策？好还是坏呢？有什么影响？你总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带出来”。
据其观察，现时公共领域多了仅停留在“局长表示”或“政府表示”层次的新闻，“我很避忌，不想（做）政府的喉舌”。
2024年，港府提出就过往极具争议的基本法23条立法，仅设一个月咨询期，议员们的立场清晰，很多人早已在社交媒体发文表态支持，“一面倒，我会形容是‘啦啦队’”。
在完成立法后，中联办发声明表示立法“标志着香港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责任取得重大进展，补齐了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的短板”。
在官方属“大是大非”的议题，谢家杰曾在尝试寻找主旋律之外的声音，惟大部分过去曾热衷评论的法律界人士也失声。最终议案以89票全票通过，对谢家杰来说，当时坊间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是一大缺口，“到底其实公众有没有质疑？”
“建设性批评”
方学林（化名）尝试在舆论场上搏奕。
他过去活跃于公民社会，曾经是专业团体成员，关注青年、教育及劳工等议题。在2022年底离港移英前夕，他获香港报章邀请撰写时评。
方学林一度犹豫，顾虑评论或触犯国安法，后来觉得自己今后身在安全的地方，希望在微细空间发挥影响力，便答应执笔。“我霸着这个位置，就是少一篇（建制）那边的声音。”
然而，写了一阵子，方学林开始觉得迷失，几乎找不到可以发挥的题材，编辑没有限定方向，但他已自设红线，避开敏感议题。“我想写的，我又不够胆写。”他信手拈来一批例子，选举制度改革属“国安法之下重要的政治框架”，“写来也无谓，它也不会改变。”
“47人案”被告出狱时，于清晨由专车接送回家，让传媒难以接触。“香港哪条法例，释囚有这样好的服务？找辆七人车拉窗帘送你回家呢？”方学林反问，“但又是不敢写。”
2025年4月29日清晨，“47人案”四名被告刑满出狱，分别离开监狱。一辆拉上窗帘的汽车驶出香港石壁监狱。
能够下笔的，则要调整笔法，提出所谓的“建设性批评”——“政府是否可以做得好一些呢？”方学林甚至引用中国传统文化及习近平来打掩护，比如“孟子也会说仁义嘛”，“习主席寄望香港青年认识世界”等等。
方学林回忆，在国安法实施前的时代，往往能够直抒胸臆，“喂，你们是错，你不应该这样做，以前直接反对是无问题。”
文章选字也得讲究。怎样称呼“台湾”也经番思考，评论提及“中国研究”及“香港研究”，方学林知道两者均是学术专有名词，但下笔之时还是会想，两者并列“是不是有些政治不正确”？
崩解的公民社会
这种新的民意表达对于方学林来说是绕圈式评论，“空洞，粗俗一点就是‘阿妈是女人’”，还存在更核心的问题——“你写完了，好像不知道在做什么，好像掉进海里。”
在公民社会活跃的年代，“运动跟舆论的方式都很不同”。
方学林打捞案例，2017年公屋海丽邨清洁工人罢工，当时有不同工会、基层团体声援，也有各类研究、文章，民间持续讨论政府外判制及招标制度等问题，亦会响应筹款，议员跟进议题，传媒相应报导，网络有回响，是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不停有不同的讨论角度，你会感到社会气氛是关注某一件事”。
“运动正在发生，写文章你是在推进或创造议题，你是有用的。”
2017年12月，香港职工盟、民协以及海丽邨清洁工人在添马舰政府总部外抗议。
年前，香港外卖平台外送员发动罢工，方学林也曾撰文评论，“会有一些新闻，接着就完了。有人会讨论外卖程式演算法吗？那类雇佣制度是否合理？”昔日接力的传媒与组织退场，他的心态也变成“交稿，完。我也不期望有些什么事发生”。
谢家杰与方学林所言，折射的是崩解的公民社会，公民组织以前所代表的民意亦随之消逝。
在国安法生效前后，公民组织已迎来一波又一波的解散潮，先是本土及自决派组织解散或撒出香港，再到传统老牌政党，如公民党、民主党，近日传媒引述消息，社民连收到有关方面“提示”，有机会今年七一前解散。多间工会或劳工团体停运，包括职工盟及教协。过去每年举办“六四事件”悼念活动的支联会以及筹备“七一”游行、集结多个民间组织的民阵亦同于2021年解散。
2023年3月26日，一群居民反对将军澳地区的填海计划。参加者须戴挂颈卡牌，警方拉起封锁线。
留下来的，行动能力同样大不如前。
2023年，疫情放缓，社会复常。警务处在游行集会增设国安相关条款。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原拟在妇女节举办游行，本获发不反对通知书，但在游行前一日宣布取消，警方当时声称有“暴力团伙”参与。
同年，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与干事杜振豪以个人名义申请五一游行，其后取消申请，惟基于国安法无法透露详情。
此前，亲北京的劳联亦同样撒回申请。曾有地区组织游行反对填海，惟警方设置多项限制：参加者人数设上限不多于100人，须颈戴号码咭牌、并在围带范围内进行。
李立峰分析，民意在过去多年有一个“build up”（累积）的过程，往往透过媒体及团体推动，“推动的意思不是煽动”，惟现时媒体缺乏主动性，报导亦要考虑风险，发声的人不再敢言。
“它不是禁止你，但总之产生很多摩擦力，变得不容易推动。”
“灰色地带收窄了”
传媒角色也发生变化。
2021年6月，创刊26年的《苹果日报》停运，创办人黎智英及高层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案件尚未裁决；同年12月底，《立场新闻》及两名前总编辑被控煽动案，是香港主权移交后首次有传媒被控该罪名，有11篇文章被裁定具煽动意图，两人最终被判囚。
李立峰形容，与国安法相关的案件裁决相继出炉，“大家知道条线是怎样的了，不是说那条线清晰，而是灰色地带收窄了。”
有一些题目成为无法触碰的红线。面对敏感事件，例如“六四”周年或初选案被告出狱，谢家杰的工作单位会“尽量避免主动找东西来写，但有事发生你就去报导”。资料显示，本地传媒报导“六四”的篇幅按年减少。
传媒面临的压力并不是来自国安法，而是一种社会氛围，谢家杰说，“你知道他的手未必拿着那把枪，但你知道他有把枪。”
在传媒公信力评分中较高的《明报》于其评论版加上附注，强调时评文章批评旨在促进循合法途径改善，无意图煽动。然而，保安局长邓炳强公开表示，在专栏提示作品无意煽动，不能免除编辑的责任。2024年至今，保安局已就专栏文章内容四次致函《明报》，回应作者就《立场新闻》案、林卓廷7.21案等评论。
2021年6月17日，警方搜查壹传媒、即《苹果日报》总部大楼，同时拘捕多名高层。
“政治气氛再收紧了，多了一些比较细微或背后的压力，”编辑室高层不时接获来自政府的电话，“对报导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可能要再‘平衡’多一些，或者晚点才出街，或者版面排位上不要摆得太前，”谢说。
不同媒体屡次遭政府官员点名，单在2024年，政府至少发稿6次“谴责”特定传媒机构，另发出14篇澄清文章回应外媒报导。近年有国际传媒结束香港办公室，或撤走部分员工，记者遭拒绝入境。
谢家杰说，不时听到政府期望媒体能“多帮手”，“帮手”的定义包括：“正面”报导以及“不要挑战”。
今年3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营救被禁锢于缅甸的港人返港后，当时《明报》记者质疑他为何未有刊宪公布署任安排，邓回应指行动有隐蔽性，并反问记者“是否觉得能够找到一些政府不足的地方，足以打击政府的威信”。
“他的回应会比较hostile（敌对），”谢家杰认为，“某程度上反映部分官员的态度，觉得不应该挑战他们的权威。”
猎人书店店主黄文萱曾任职记者和香港区议员。
从法律到社会风险
黄文萱的书店开业三年，建制报章曾形容是“软对抗”。她在收银处贴了一张“被政府部门关心纪录表”，列出到访巡查的政府部门及原因五花百门——公司注册处、劳工署、税局“例行巡查”，消防处、食环署“接获投诉”。转换店舖选址签署新租约，尚未正式公布，业主已接穫匿名信，后来还致电问她：“会否再做那些‘政治嘢’（和政治相关的事）？”有大学曾租用书店办展览，对方接获匿名信后即时撒走。
黄文萱说，无法判断谁在背后，“有冤无路诉的感觉。”
“由头到尾，大家怕或者不满愤怒的，是一种无理、好硬的手段，它开头的样子是国安法， 后来发现不只是国安法。”
猎人书店在收银处贴了一张“被政府部门关心纪录表”，列出到访巡查的政府部门及原因。
学者李立峰的观察雷同，“今时今日香港人要面对的风险不是法律风险，是很多社会风险”。
多个政府机构加入国安条款，例如康文署租场者要遵守国安法。近年有各类活动的场地临时遭取消，亦有项目遭扣减资助。特首李家超与多名局长近日谈及提防不同领域的“软对抗”，其中，文体旅局长罗淑佩称要严格把关资助及场地审批。
著名剧作家庄梅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任何蛛丝马迹、投诉纳入“软对抗”，“冤枉几多无辜的人和作品”。
有租用政府管辖场地的团体向BBC中文表示，近日接获政府部门来电查询7月1日会否在该场地举办活动。
学者认为，与单纯违反国安法的风险相比，这种“社会性抹杀”影响广泛。
“法律风险说到底：我自己有没有事，我愿意坐监，你话之我（你管得了我吗）？”李立峰分析，社会风险影响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事”，而是其“工作能否做下去”——“你一旦被盯上，或被人认为是属于某一类型或范畴的人或组织，你就好容易被割蓆。割蓆即代表，你做不到你要做的事。”
“普通巿民有眼见，但很tricky（困难、狡猾）的位置是，无人可以证明任何事。你无办法去一口咬定背后有无人指使，谁人指使，究竟是什么运作？”
为何会有这一波的转向，是不需用抑或免得用法律？李说，“不要说香港特区政府或大陆。从比较政治学去讲，其实威权体制就是这样做。”
香港政府发言人回覆BBC中文查询时表示，政府透过不同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进行民意调查）收集和整理巿民循不同渠道发表的意见。
被问有否向媒体施压、影响报导等，发言人表示，政府人员与传媒沟通或提供资料时非常小心，以免有人就政府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尊重有任何误解或抹黑。
发言人又指，政府各部门会为确保场地资源得到有效管理和运用，会与负责管理／租用的单位保持沟通，实属正常不过。
保安局回覆称，政府在实施维护国安的相关法律，同时保障港人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