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前香港学生领袖周永康：一直在逆境中寻找希望（上）

六四36周年，周永康（Alex Chow）前来多伦多、温哥华参与悼念活动，并与大家分享他这些年的感受，以及离散香港人当下面对的挑战和对未来的思考。

Yan Liang发布日期：15:30

在加拿大悼念六四36年活动中，香港前学生领袖、雨伞运动中担任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的周永康（Alex Chow）应邀前来多伦多和温哥华，参与两城支联会的各项活动，并与同样来自香港的杰斯（Giggs）举行对谈“聚、散，从没后退”（新窗口）。

目前，他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担任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HKDC）理事。

人在多伦多的周永康本周接受加广中文专访，分享了在雨伞运动和返送中运动后的感受，自己目前的状况，以及对离散港人面临的挑战，对未来的分析。

加广：周永康先生好！现在回头看十一年前的雨伞运动，六年前的反送中，你个人的感受是怎样的？

周永康：你好！我个人的感受当然是非常感慨跟感叹。几天前，我来到多伦多参与了多伦多支联会的一个献花的活动。

在现场遇到一位先生，他是我上一次来多伦多时候协助安排行程的一位重要人士。他见到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70岁了。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十年没见过了。

我对上一次见他真的是2015年，雨伞运动之后。当时，罗冠聪受邀请去加拿大的国会做一个听证会，我因为是前学联秘书长的身份，雨伞运动有参与其中，也有受邀请来加拿大去做一个探访跟分享雨伞运动的过程与反思。

一晃已经是十年前，见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真的是十年过去颜面全非。 我是说，十年前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十年之后香港是会这样的一个样子，很多的香港人要在海外不同的地方，可能才可以见到他们，许多人仍在监狱或者受到迫害，这是我在十年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所以，对我来说，感受上一定是觉得很沮丧，会觉得大家过去十年或过去三四十年 （从八零年代到2020年）,香港人在香港这个地方希望去争取民主,去推动民主运动, 希望可以在地缘政治非常非常多变的时局之下，在不同的缺缝之间去寻找机会、寻找希望。 但是，今天大家回头看，会发觉其实那个希望非常非常微弱。大家基本上都一直在逆境中去寻找希望。 尽量去把在山底的石头推到山上，但是每次推到一半的时候又会倒下来。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悲喜交集。

当然，我不会想放弃，我觉得，很多在海外的香港人其实也是不想放弃：一来是不想放弃自己香港人的身份,不想放弃为香港争取一个民主自由未来的梦想和理想，也不想因为我们今天是散落在不同的国家就垂头丧气。

但是，我们也不能抹去过去几年政治镇压带给彼此很沉重的伤痛，无论是亲友的别离，跟战友的别离，见到很多昔日的好友、战友在过去几年面对很沉重的政治打压，被逮捕，被检控，被判刑，判刑短则几年，长则十年起跳，也可能有些是有几条罪合起来，你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可能再见到他们。现在，还是有些政治案件继续在审判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是有很多非常沉痛、非常沮丧、常忧虑、非常恐惧的感受还在梳理当中。

加广：面对这样的局面，你如何调适自己呢？

周永康：过去几年，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答案，我怎么去理顺自己的情绪，怎么去理顺自己的感受。 从一种苦难、悲伤、沮丧、忧虑当中去重新寻找自我，去接受我就是有这么一种不同的政治情感。 由于香港面对一个非常巨大的政治变化，从而产生的一种迷失、失落，一种对自我的否定，一种对这个群体绝望，觉得无从帮助身边的人去度过这样一种难关或挑战带来的沮丧和失落。

我过去也是寻找了不同的方法，去见治疗师，去参加一些群体治疗，做一些写作,把心中的感受写出来，或者是需要服药，或者去做运动,要从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安排中去重新去调适 去寻找一种可以令到自己身心灵上面可以站得住脚的一种方法,去令到我可以重新寻觅自己,可以在这个政治镇压里面重新站起来。

我们怎么样可以想象新的方法，让我们一方面融入不同的居住国，重新去建立我们的群体，再去寻找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到香港的方法 —— 哪怕所需要的时间（time frame）是非常非常漫长。我感觉，那也是一种在非常困难的局面当中，去寻找我们可以面对政治挑战，可以重新把这种政治希望寻找回来的一种尝试。

这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种期盼，只是过去几年，那种政治的镇压非常严苛、非常急促、非常非常残酷，令到内心的震惊大到，就是大家需要一些时间, 才可以回过神来，去消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我们怎么样面对，重新去想怎么样再走我们面前下一步，往未来走上去。

最近，有一些在美国做倡议的朋友，他们的反思对我来说是非常受用的。譬如说，其中一个在美国的年轻政治倡议者郭凤仪, 那大家觉得她的领导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从香港走出来的一些人感觉，她的领导方式就是：我不会说我有所有的答案，I don’t have a solution，我不知道到底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走到我们想要的未来, 我不会说我这条路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就是，我会愿意跟你一起，跟大家一起，在这种迷茫当中去寻找答案，去寻找未来，去寻找希望，去寻找可能性,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和一种方式，令到我可以重新在苦难当中去接受自己。

相比我自己，我是很执着的，就是我想要一个答案。但是这个执念当中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痛苦。所以这几年，我是向周边的人去学习，他们如何应对艰难的时期，他们怎么样去撑下去。

再比如，还有一位香港学生领袖，从香港逃出来之后，在美国去做一些军事情报分析。他认为，如果出现最坏的情景，需要面对军事对抗。香港学生相信的是非暴力抗争，但你也需要一些知识去了解，万一出现军事对抗，你需要了解些什么，需要如何参与其中。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尝试。

加广：比起五、六年前，全球的政治风向和局势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香港离散者处在这个新的国际局势下，应该怎么做？

周永康：反送中运动之后，我们分工合作，议会线去选举，街头线做社会动员, 国际线是做国际游说、国际倡议, 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比如欧洲、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 或者是邻近的美国的长期的盟友, 日本、韩国、以及台湾。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可以把民主国家团结起来, 香港作为一个议题, 因势利导地去推动他们的对中政策。，推动更强的对中政策, 或者是推动有利香港、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的一些法案。

我觉得，从2019年到今天, 这个理论或者想法, 是不少香港人感觉共享的, 或者是追求的, 或者觉得是唯一的方法, 或者是最有利的方法。

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就是到底这个理论还有多强的韧性，因为这个理论可以持续下去的前提就是，西方民主国家是足够的团结和统一的。在今天的地缘政治局面下， 它存在这样子的空间吗? 存在这样子的可能性吗? 它是否有这样地缘政治的机缘和政治条件呢?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不确定的, 而且这个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

而对这个命题，在香港全球的社区里面, 大众的意见是有分歧，是非常的分裂。这又回到香港人到底今天何去何从这个话题，到底全球散落不同地方的香港人, 如何与当地的政府合作？以致本身19年提出那个揽炒理论, 即透过利用西方国家, 导向一种更强烈保护民主、自由、人权的对中政策, 或者是对港政策, 还存在这种条件吗? 我觉得是需要很多的空间, 让全球不同的香港人, 去把当中的矛盾跟冲突去理清楚, 才可能有一些新的看法, 跟新的联合阵线, 跟新的倡议出台的。

但我相信，香港人也是很清楚，无论你在哪个国家做倡议，都是跨党派的（bipartisan） 或者是无党派的（nonpartisan）的方向，是要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的。不然的话，香港人与当地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一种空间, 也可能面临全面的坍塌。

在这个状况的同时, 可能不同人他们扮演的角色, 需要有一些分工，在不同国家的港人团体要担当怎么样的角色, 然后不同的参与者, 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推动这种求同存异的一种原则、方法、和路线，我相信是有待探索的,。

那我个人希望，我们可以寻找到答案, 因为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跟策略的话, 可能香港人内部会有很多的持续的内耗, 未必是一个有效的发展状况。

（未完待续……)

Yan Liang文章来源于RCI:【对话】前香港学生领袖周永康：一直在逆境中寻找希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