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一个我们印象中宁静富裕的北欧国度，如今却被一种“国民病”困扰，即囤积症。
这个听起来有些“小众”的心理问题，默默地浸润着二十万瑞典人的生活，将他们的家变成了一座座堆满杂物的迷宫，甚至威胁到他们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尊严。
走出家门，他们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拥有体面工作和活跃社交；但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却被无序的物品所定义。
比如患者玛丽的家，那扇紧闭的门背后，卧室里，地板几乎被衣物、纸箱和书籍的山峦所淹没，那曾经翠绿的丝绒沙发，如今也成了衣物堆积如山的高地。
儿子的旧房间，更是密不透风，各种杂物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
这些画面，仅仅是通过手机照片呈现在我们眼前，而要真正踏入那片“禁区”，对玛丽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多年来，她一直将这份黑暗的秘密深埋心底，生怕被揭露，那将是她人生中最大的耻辱。
玛丽就是其中一位深受其害的患者，了解其心理之后，就会明白，她常常被一种“有用论”所驱动，看到任何物品都觉得“现在不用，以后也许有用”，尤其是二手店里的宝藏，总能让她肾上腺素飙升，体验到一种捡漏的幸福感，即使那东西她根本不需要！
有时，她为了寻找一条黑裤子，会逛遍所有商店，买回好几条不同款式，结果呢？“一条不留，全部收下！”理由是“瘦了胖了都能穿”。
她甚至会故意错过退货期限，只为避免做出丢弃这一艰难决定。
多年的囤积，让玛丽的家面目全非，从宽敞变得拥挤，从有序变得混乱。
曾经的货架和衣橱被塞得满满当当，更多的箱子和杂物堆满了剩余的空间。她逐渐对这种混乱习以为常，甚至产生了视觉盲区。
但家人却无法视而不见啊，几十年来，玛丽和伴侣因为物品而争吵不休，儿子长大后更是控诉母亲毁掉了他的童年。当儿子成年后立刻搬离了家，最后，当丈夫以分居相威胁时，玛丽才痛苦地意识到，这些物品真的成了她生活中的“症结”。
尽管长期与精神科医生保持联系，玛丽却从未吐露这个“黑暗秘密”。她谈论焦虑、抑郁和疲惫，却唯独对这个房间里的大象缄口不言，仿佛它是不存在的。
直到有一天，她终于鼓足勇气向精神科医生坦白，才惊讶地得知，她的问题竟然有一个专属的医学诊断，并且有相应的治疗方法。
在斯德哥尔摩南部的卡罗林斯卡医院，玛丽参加了名为“清理课程”的集体治疗。每周一次的聚会，参与者们会带着自己家里的物品前来，玛丽曾带了一大旅行箱的杂物。
这项为期16周的治疗课程，不仅仅是清理物品，更是清理内心的“藩篱”。参与者会学习不同的策略，并将其运用到家中的清理实践中。在治疗后期，维持动机变得尤为重要。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索菲亚会引导患者思考。“一开始可能只是能用上厨房的桌子，长远的目标可能是孙子孙女能来家里玩，或者不被房东赶出去。”
玛丽最初对团体治疗心存疑虑，她脑海中的囤积症患者形象是那种社会适应不良、生活在人间地狱的人，与她“格格不入”。
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群体里卧虎藏龙，各色人等都有。她从别人的分享中受益匪浅，尤其是那句“我们想把这些都留给孩子吗？”深深触动了她。她不希望这些杂物成为她留给儿子的“遗产”。
玛丽翻开课程的文件夹，里面记录着她的“家庭作业”进展。有时她“一拖再拖”，但“状态良好”的日子，她能扔掉22公斤的衣物、2公斤的纸张、3个手提包或5双鞋。
大部分物品捐给了慈善机构，一部分进了垃圾桶。最难割舍的是那些有经济价值的物品，但她也明白，如果花时间去出售所有这些物品，那将是遥遥无期的任务。
当然了，16周的治疗并非灵丹妙药，评估显示，团体治疗平均能缓解30%的症状。大约四分之一的患者摆脱了诊断，但也有一些人在清理方面进展甚微，所以她还组织了一个团队来帮助患者。
囤积症团队通常在公寓因年久失修或存在卫生隐患而面临驱逐威胁时介入，甚至需要请专业的清洁公司来挽救租约，降低患者的焦虑指数。
许多囤积症患者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囤积，但通常到55岁才寻求帮助，这时问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产生了许多负面后果。
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心理学家兼研究员沃伦·伊万诺夫认为，这种治疗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因为囤积行为会带来长达数十年的痛苦。
回首过去，玛丽现在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沙发可以坐人了，她不必再踩着一堆书才能走到床边，最重要的是：她与儿子的关系变得更好了。
而另一位囤积症患者格特，他的排屋公寓里堆满了物品：工具、电器、报纸、空面包袋，“无处不在”。他坦言：“我知道我必须清理，但我不知道从何开始。”
格特不记得囤积是如何开始的，也许是从他继承了父母的家具和物品开始，那些他并不需要但功能完好、“舍不得扔”的东西。
“我经常这样想，每件东西都有价值，而且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它可能有用。比如这把管钳，它很旧但功能齐全，是一件‘好东西’。但我不需要四把管钳。问题就在这里，我无法割舍任何一件。”格特指着一桶钳子说道。
他联系媒体，是因为他看到了其他囤积症患者的报道，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问题也有一个名字——囤积症。
格特居住的排屋公寓曾经属于市政住房公司，两年前被出售给了一家私人公司。如今，十套公寓中只有三套租出，房东开始进行翻新。
格特的家，虽然堆满了物品，但令人惊讶的是，不锈钢水槽和炉灶却锃亮如新，厕所和床铺也保持着清洁。他每周更换一次床单，对个人卫生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
曾是远洋水手的格特，16岁就踏上了“萨邦号”货船，足迹遍布锡兰（今斯里兰卡）。他漂泊过藏区，在挪威工作过，搭便车穿越印度和美国，还在加利福尼亚生活了15年。他自诩“经历丰富，但财富贫瘠”。
如今回到家乡古斯塔夫斯福斯，他享受着达尔斯兰的馈赠：捕鱼、森林采摘、湖上泛舟。
在户外享用咖啡和维也纳面包时，格特为自己家里的**“一团糟”感到羞愧。他承认，除了小物件，他还有好几辆汽车、一辆房车、一辆拖车、好几台割草机和一堆其他“破烂”。
房东多次要求他清理，更糟糕的是，他还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他知道如果再不整理好，他的租约就岌岌可危了。
当被问及是否寻求过帮助时，格特显得孤立无援：“我很孤独，真的没有人可以求助。我从来没有和社工打过交道，现在也尽量不想。”他最希望有人能严厉地告诉他该怎么做，并帮助他摆脱所有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可能可以卖掉，只要找到合适的买家。其他的可能就只能送到垃圾场了。”他的言语中透着深深的无助与渴望。
瑞典的这二十万“国民病”患者，外表与常人无异，却被物品的枷锁所困。
囤积症并非简单的“懒惰”或“邋遢”，它是一种复杂的行为问题，往往伴随着焦虑、抑郁、决策困难等心理困扰。
玛丽和格特的经历，是瑞典二十万囤积症患者的缩影，但这个疾病不是道德问题，不是个人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需要专业帮助的心理障碍。幸运的是，瑞典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提供了像认知行为疗法和住房支持这样的专业干预。
社会对囤积症的理解和接纳，将是他们走出困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