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天安门一代周锋锁：流亡中的希望、失望、及面对争议（下）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36年，他最感沮丧的时刻，他如何看待中国民主化的未来，及当下复杂政治局势下，民运如何面对批评与争议。

Yan Liang发布日期：2025年6月14日晚上7点53分

六月初，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前来多伦多，参加由多伦多支联会、公民会等举办的纪念六四36周年各项悼念活动。

天安门广场抗议行动遭到中国当局镇压，周锋锁是被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为此，他遭受牢狱之灾。获释后，于1995年流亡美国。2007年，他正式创立人道中国，救助六四事件受难者。

阅读：对话周锋锁：六四依然在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上）

接下来是他接受加广中文专访的第二部分

加广中文：从中国来到美国之后，你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周锋锁：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断地被跟踪。我拿到护照，很早就有了奖学金，但不让我出来等等。不过，在民间，我还是感受到很强大的支持力量。

到了美国以后就完全反过来，在这里自由了，可是没有那么多人记得或了解（六四）。

而且，我是95年来到美国。95年到2000年左右，很多所谓异议人士中主流的声音 都是批判学生的，这个属于叫刺刀下的反思时期。

刺刀下的反思其实就是接受了镇压这样的一种屈辱的结果之后，人们想给自己找一些合适的理由，就开始批评学生。

那一段是比较难的时候。当然，我们那个时候还相对比较年轻，也是一个要上学、要谋生、找工作等等的阶段。

我到旧金山的时候是2001年，那年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连10个人都没有。而今年（多伦多2025年）这里肯定是有上千人与。这当中有大环境的（因素），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感觉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比如，我就慢慢的一个一个找，像人道中国的成员，最早的都是纪念六四的时候认识的。每一位来纪念六四的人，每一个人我都会记下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我给他们打电话，请他们吃饭，了解他们，问他们还想做什么，人道中国就这样建立起来的 。

加广：这些年最令你觉得沮丧的是什么时候呢?

周锋锁：最沮丧的时候，应该是中共加入WTO之后一直到08年。08年是一个最低的低谷，可以说。外界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对于我来讲08年最大的记忆就是被打。

当时，旧金山有10万以上的爱国华人，欢迎中共的所谓奥运圣火。我们只有大概5个人左右，被他们打得非常惨，打到流血。其中一个我的朋友郭平，那个时候已经60岁了，头部被打出血，是可能致命的。

当时，我找到警察，美国警察就在边上。但旧金山的警察就是冷笑，我说，你们是不是把这个地方交给中共了? 他们说没有。我说，没有的话，我是美国公民，我在这儿抗议，你不能让他们来打我。那警察继续冷笑。

对我来讲，这是从当年天安门广场硝烟中间离开以后最糟糕的（感觉）。后来，我找了所有的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我说，我们的人被打了，快被打死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也没有任何人报道。可以说，那是我觉得比较低的时候，但是也强化了我面对整个世界的强权，无论是华尔街的还是中共，绑在一起，我们就是被碾压的感受，这甚至可以说是第二次被碾压。

加广：这样持续的低谷，很多人可能放弃了？你觉得你支撑你能走到现在的 一个内核的力量是什么呢?

周锋锁：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在 2003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在中国入狱之前就看过《圣经》 ，就是觉得学知识好玩，但是听不太明白。入狱之后就感觉有些话好像是对我讲的一样。后来到美国，各方面也感觉被抛弃、被批判，这样一个情况下感受更加强烈，就是有没有一个能够超越这些的力量。可以说，在对所有的事情绝望的过程中间，找到一个最后的支撑，就是成为基督徒。

还有一点也是塑造我自己的一个过程。我在来旧金山之前住在东岸，因为很多著名的异议人士都在那里，就轮不到我讲话。可是到旧金山，没人了，就我了，越往后人越少，那么我必须去讲话，我必须成为这个事情的一个代言人，就是为受难者、受冤者、死去的人发出声音，我就从以前非常的沉默寡言变成了一个到今天不断在公众面前讲话的人。

加广：所以你的个性是比较沉默的。

周锋锁：我以前是相对很内向的，包括后来要联络别人，其实这些都是在美国以后给我塑造的，这里的确你是被冷漠被忽视了，可是你有充分的自由，你可以定义你想要什么，可以日复一日的为它去投入 。

加广：还有一个问题是比较有争议的。过去几年，天安门一代中出现一些丑闻，主要是针对某些个人的。作为一个整体，海外中国民运有一个共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吗？如果在一个理想的状态里面，你觉得，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周锋锁：这些年来，确实有个别曾投身民运事业的人士，卷入了一些争议或负面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讨论。

这些情况虽然是个别现象，却提醒我们：一个追求民主与法治的事业，也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伦理标准与机制建设，以回应时代的要求和公众的期待。

目前，广义上的中国民运是一个多元而分散的共同体，由来自不同背景、地区和世代的个人与组织组成。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结构、资源支撑与制度基础，整个运动很难建立起完善的治理、协调与问责体系。这一现实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流亡状态下的客观局限。

过去三十多年里，民运人士长期面临来自中共政权的压制与监控以及利用民主社会对民运的攻击，语言与文化隔阂、资源紧张，以及代际断层带来的挑战。民运基本孤立无援，各自为战。在这样的条件下，运动的延续本身就极为不易，更不用说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制度体系。

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理想的状态下，朝以下方面努力：首先， 建立事实为基础的调查机制，对出现的问题，应本着尊重事实、厘清真相的原则，依托有信誉的人士或独立平台，进行公正的核实和判断，避免误伤与偏见；第二， 加强回应机制，调查结果适度公布，兼顾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尊严，增强民众对民运道德自律与公信力的信任。最后，建立合理的责任与修复机制，面对确凿问题，应有适当而合比例的追责措施，如提醒、公开道歉或调整职务等。

同时，也要在双方同意下为愿意改正的人提供悔过与重建信任的机会。惩戒与完结的关键在于修复，推动个体成长与集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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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广：经过了这么多高高低低的起伏 你觉得中国民主的未来前景如何？

周锋锁：我觉得，白纸运动的确是给我一个希望，一个比较具体的希望。尽管还是很微小的，但是它的确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在这之前呢，对于年轻人，我还是觉得不够了解。其实，我们一直在试图组织他们，可结果非常的差，就感觉好像播种没有收获一样。

那么现在，我想在白纸运动中间看到，有很好的种子。当然，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觉得，无论是八九六四本身，还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我感觉还是更加乐观一些 —— 相比于很多人现在的绝望感等等来说， 因为对历史，我们往往是从最近的这些来外推到很长远的，有时候我觉得是过分夸大了它负面的部分。

从历史大潮来看，从美国来讲，哪怕现在面临民主倒退啊等等，那人类还是在进步的。而这个进步的根源，还是来源于民主自由这些制度。

一个强权，哪怕它是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很长时间强大，甚至可以在全球成为主体，但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样一个建立在普世价值上的体系，是人类进步的一个保障，也是必然的演进的结果。

所以，长远来讲，我觉得过了这么多年，我也有耐心等待。但是我有时候跟那些白纸一代的人对话，他们有些人说，不一定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民主。我听到我就大笑，你这么说，我怎么办？

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希望看到中国民主的。

加广：整体世界的格局正在改变，包括民主国家的团结，以及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支持。从加拿大的这个角度看， 美国的政策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你觉得这会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撤销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周锋锁：这些我觉得短期是有影响的，对整体生态啊等等都有。但是长期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糟糕，现在我觉得，有点人心惶惶，因为特朗普啊等等原因。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民主失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尝试，向整个人类展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从国家、公民社会等各个层面。我想，这并不代表说民主体制本身怎么样，就此死亡了。不会的。人类永远是一个学习演进的过程，有一些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理解，可能过很多年可能才会理解他真正的意义，现在就断言它一定会如何如何，是过分了。

（更正声明：文章最后关于周锋锁部分有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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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每一點燭光都非常重要，特別在今天維園不可以有十多萬人敍會的時侯，世界名地的集會就非常重要！」https://t.co/gkrSjShNDS

— Toronto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In China (@TADCtoronto) June 10,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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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锋锁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周锋锁正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广场上创建并领导了学运之声 。在北京当局21名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上，他排在第五位，并因此被捕入狱。

流亡美国之后，他继续从事推动中国民主事业，以”确保1989年民主运动的牺牲和信念永不被遗忘“。

2007年，他共同创立人道中国，为政治犯、人权律师、记者和异议人士提供人道援助，也支持天安门母亲，帮助那些在六四屠杀中失去至亲、寻求公正的家庭。

2014年，他秘密返回北京纪念六四25周年，遭到拘捕并被驱逐。同年，他参与香港雨伞运动，支持争取普选权的抗议者。

2023年，他成为中国人权（HRIC）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重要的倡导组织。

2024年，他组织了六四35周年全球纪念活动。

最近，他被都柏林三一学院历史学会授予公共话语杰出贡献奖。

Yan Liang文章来源于RCI:【对话】天安门一代周锋锁：流亡中的希望、失望、及面对争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