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新开的商场。 (Andy Wong/AP)中国北京、浙江等地政府机构、国有企业近期再次传出减薪消息。无论是公务员、央企白领,还是民企员工,几乎所有家庭都在“勒紧裤腰带”。从办公室到菜市场,收入锐减引发消费信心崩塌的连锁反应。有评论指出,一场深层的经济与社会信任危机,正在浮现。
随着经济环境持续恶化,2025年初以来,中国普通家庭的压力日益突显。在北京工作的李先生是某央企基层员工,他本周一(6月16日)接受本台采访时大吐苦水:“我原本一个月拿六千元,现在只剩五千了,有些津贴也没了,我老婆她们公司(民企)有的人减工资,有的人接到裁员通知,说做到七月底。”
另一名在北京国企工作的马先生也透露,自2023年以来,公司已进行两轮减薪裁员。“基本工资缩水,公司还取消了餐补和交通补贴。今年工作实际减幅按不同职位减5%,到20%,原来两三个人做的工作,现在要一个人来做,整体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应对开支压力,部分员工不得不兼差维持生活。吴先生说:“我现在只能到外面找活干,但也不好找,只得托朋友介绍一些企业外包的设计类业务。”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25年起,包括中金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在内的央企都在采取“优化措施”,以降低成本。据财新网早前报道,中国27家中央金融类企业已经陆续开始实施薪酬限制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针对高管和员工的薪酬,目标是将年薪上限设定在100万元人民币,且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可能被削减一半。
据中金公司一名基层员工透露:“我们整栋楼的人几乎都降薪了,有最低级别的也要降薪5%,中高薪员工听说降得更多。”
公务员体系“象征性”降薪已成实质性压缩
浙江诸暨的郑先生表示,该省公务员普遍被纳入降薪范围:“我的一个朋友是公务员,听说今年普通公务员的一年的工资又降了五六万元,科级以上降八到十万,再高一点的降十五万左右。前年已经降过一次了。今年再降薪。不过,公务员工资本来就高,降薪是应该的。”
去年,浙江省财政厅公布的《2023年公布的预算(草案)》显示,该省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锐减25%,导致行政支出大幅削减。这种财政紧张的局面在全国多地蔓延。
山东青岛居民耿先生告诉本台:“我的一个亲戚在县当公务员,听说一些乡镇干部薪水打折,除了发七成,还延迟发放。现在县财政也没钱,派出所警察的福利也比以前少了。”
在广东,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多个地区的警察薪资水平已大幅回落:“年薪从前年的30万元下滑到20万元。”东莞一名国有银行中层职员也透露:“我们两年降了30%,绩效奖金几乎全砍。”
另据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的图文显示,6月15日,山东一名博主曝光县级财政困难。 他县副科级干部的表妹称,近两年县里一块土地也没卖出去,很多房地产项目停着。县财政负债较多,一直没缓过劲来。她们部门去年8月份用于办公的租车费用,到现在也没能兑现和支付。她自己出差的费用,半年了也一直没报销。
消费市场骤冷 通缩压力蔓延
山东居民孟先生指出,政府虽然力图刺激内需,但降薪潮导致居民收入缩水,消费力被严重压制。他告诉本台:“价格战成为许多小商户最后的挣扎,比如我们这里好的排骨才卖人民币十二块钱一斤,生猪收购价才几块钱。猪肉价格直线下滑,连带餐厅也拼命打折求生,这样搞不是竞争,是互相拖垮。”
北京海淀居民苏女士也忧心忡忡:“我们这边小超市在疯狂压价,我怕再撑几个月全倒闭了。”她观察到日常消费大幅缩水,从“品牌替换”开始,延伸到减少聚餐、削减娱乐:“现在全家每周六聚餐一次,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去一次我家附近的餐馆,以前一周去两三次。”
尽管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经济“总体平稳”,但地方财政数据却揭示另一面。例如,浙江省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仅增0.2%,税收反而下降0.3%,非税收入增长1.8%,其中多数来自罚款与“非常规项目”。
江苏经济学者吴勤学分析,国企减薪、民企关停、商户恶性竞争,代表地方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他说:“政府没钱管人,百姓没人愿意花钱。我们从体制内的减薪,到普通民众的消费崩塌,整个社会正在悄然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紧缩链条’。”
吴勤学认为公务员降薪只是开始,真正的问题是“民间失去了消费动力,企业失去了发展信心,整个社会的经济想象力在收缩。”
记者采访发现“内卷”、“通缩”、“降薪”以及“谨慎消费”,似乎成了描述中国经济状况的关键词。吴勤学警告:“过紧日子’如果只是口号,尚可忍受;若成为常态,甚至变成‘无日可过’,那社会的弹性与信心将真正面临极限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