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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嵗的王小姐是两个孩子的妈妈，8年前为了照顾孩子辞去了工作。目前她的孩子已经9岁和7岁。她听説有了“妈妈岗”，原本想借此重返职场，但一番体验后大失所望。
“我从强烈的充满希望的状态，一下子变得非常地挫败”，在中国广州的王小姐说。
中国人口萎缩，有地方政府地方正在推广“妈妈岗”，部分原因是鼓励生育。所谓“妈妈岗”是鼓励企业对育有12嵗以下小孩的女性设立专门岗位，希望方便女性兼顾工作和育儿，目前已经在广东、湖北、山东、安徽、北京等省市实施。近日引起热议，女性尤其不买账。
根据新红数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妈妈岗”话题标签于2023年2 月创建，截至6月中旬，总浏览量超过3,000万人。
相关热门话题还有“湖北全面推行妈妈岗”、“湖北妈妈岗”、“抵制妈妈岗”等，于6月5日和6日创建，一周左右，总浏览量分别达到44万、33万和27万。
支持者认可“妈妈岗”设立的初衷，是希望为妈妈们提供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岗位。反对者认为，这些岗位通常工资低、没有保障，也没有发展前景，致育龄女性职场边缘化。
据中国媒体报道，以东部城市青岛爲例，在首批发布的190个“妈妈岗”用人目录，家政、保洁、餐饮服务类工作超过三分之一，其余多为客服、缝纫工等低技能岗位。
在广州，2023年推出的“妈妈岗”分布在不同区域，例如在人口密集度最高的越秀区，有餐厅服务生、清洁工、护理员、销售专员等。黄埔区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人员、电脑电子设备制造人员等。其他区域还有厨师助理、会计等。
王小姐记得，在她的社区，居委会当初派发的宣传单是粉色的，“可漂亮了”。但她仔细看过后，一下觉得很失望。
她所在的花都区原本就提供很少岗位，而在附近其他区域，大部分岗位要麽需要很专业的技术，她没有相关技能，要麽工资很低，“让人有种被压榨的感觉。”
中专毕业的王小姐曾经从事公益事业，为流动人口等提供法律宣传和支援，工龄有十几年之久。孩子出生后，家里没人能搭把手，她在孩子一岁多时就辞职了。一年后怀上了老二，从此生活就只围着两个孩子转。
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光是每天接送，就把时间卡的死死的”。在广州，全日制幼儿园通常8点上学，3、4点放学。她还要负责一日三餐和所有家务。
等到孩子上小学，她以为抽身出来工作，但又面临新的问题。
“各种课程跟不上”，王小姐说，老师提醒她给孩子报课外班，提升学习能力。但一门课半年下来最少花费1000元，有的多达两、三千，每周报满要五堂课。为了省下这笔费用，也避免孩子跟不上，她开始晚上为孩子家教。
几年过去了，她很难返回原来的公益单位。曾经与她对接的实习生早已升值成为主管，她觉得回去会让大家尴尬，“人家也不好安排工作”。
2017年从公益单位辞职前，她能领到约5000元月薪。后来断断续续做过房地产销售等就业门槛较低的工作，几个月加起来拿到1千多元工资。一个月前，她找到一份业务类工作，这份工作按天支付工资，每天100元。
目前这家单位同意她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可以提前一小时下班接孩子，她“已经很感恩戴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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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在许多中国家庭，育儿和照顾家庭的责任多是女性在承担。
其他受访的几位妈妈都表示，在育儿和照顾家庭方面，基本都是妈妈在承担，而“妈妈岗”则加剧了母亲的责任。
“我觉得像是对妈妈的惩罚”，来自陕西的单亲妈妈晓曼认为。39嵗的晓曼是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说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孩子爸爸的参与非常有限，婚姻期间是这样，离婚后也是如此。
晓曼离婚后，法律规定男方支付抚养费，前夫才每月固定给她3000-4000元。在她生活的地方，两个小孩上幼儿园每年最少4万人民币，有这些钱对她来说“已经很好了”。
“不管我身边的朋友，还是妈妈群里的家庭，育儿的责任基本都是妈妈在承担，如果有再设一个‘妈妈岗’，那爸爸们是不是更有藉口逃避育儿的责任呢？”
晓曼说， 从打算生育，到一个人带孩子，女性都不断在职场遭到不公正待遇。
一次求职中，面试官打探她“打算什麽时候生孩子”。在中国，在招聘过程中询问求职者的婚育状况属于违法，晓曼问是否一定要回答，对方说，“不一定，但还是希望你回答。”
她就老实说道，“可能一年以后”。面试官面面相觑。后来只给她签了一年的合约。
晓曼理解企业的做法，生小孩就要请产假，对方可能负担不起。曾经有人劝她不要那麽老实，先拿到合约再说。但她觉得，既然怀孕前就开始歧视，那进去之后也不会好过。
硕士毕业后，晓曼找到一家私立学校做专案申请。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有时不得不因为孩子生病住院而请假。虽然项目还照常完成，但学校以没有全职上班为由克扣她的工资。
她原本薪水是每月6000元，包括8天周末休息时间。但学校将这8天扣除，工作时间按天算，最后只发给她4400元，在这基础上再按天扣除请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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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有批评认为，“妈妈岗”的设置加重了母亲的负担，“像是对妈妈的惩罚”。
来自北京的米莉认为，与其设立“妈妈岗”，不如让育儿期的父母都有灵活的工作模式。
米莉在民航工作，是一位空中交通管制员，与丈夫一起养育10嵗的孩子，在经济支出和照顾家庭上，两人分工合作。
她认为，“任何岗位都可以为养育12岁以下孩子的父母改造，或者灵活调整，让他们既方便照顾家庭，又可以继续工作，而不是专门为妈妈提供特殊岗位。”
疫情期间，米莉的妈妈和婆婆都没办法来家照看孩子，她老公又频繁出差，她只能一个人接送孩子上学、上辅导班。那段时间里，她几次与上司和同事协调轮班时间，比如在原本要求她8点开工的日程中晚到半小时，或调整值班顺序。
这样的调整并不影响工作量，但几天下来，她总觉得“亏欠同事、亏欠单位”。
“整个单位默认你作为全职员工，拿这份工资就要按时到岗，家里的困难要自己搞定，”米莉说。单位按小时计算工资，她认为可以把缺席的小时费补给同事，但并没有这种制度。
一次，为了早点下班接孩子，她和一位女性同事调整班表。这位同事问米莉，她的婆婆什麽时候能过来帮手，她随口回应，“我老公说我们自己还可以坚持，现在不让我婆婆过来”。当时婆婆在另一个儿子傢照顾孙辈。
她同事反问，“你知不知道咱们单位照顾了你多少？”
这句话给米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这才意识到，对方也是一位妈妈，有两个孩子——虽然是独生女，老母亲一直帮忙照顾孩子，但跟晓曼一样，这位同事也想早点下班陪伴孩子。
“我当时觉得，我好像在占便宜”，米莉说，“我就更不想再麻烦单位，麻烦同事了”。
她说不介意每天比别人多上半小时班，或者周末加班，只要与需要照顾孩子的时间错开，她都可以调整。 “但如果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单位层面也没有人敢发起这样的先例。”
10年前，米莉打算生育两个孩子。她不是独生子女，当时“一孩”政策还没有放开，不允许这样做，但她相信政策会改变，依然保留这样的决定。
但几年后，国家政策改变了，如今当局甚至呼吁女性生育三个孩子。米莉却改变主意了。
“我绝对不会再生第二个孩子了，除了对身体造成损害，照顾孩子也是问题，没有人能帮你承担一些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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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学者戴海静表示，在东亚家庭中，中国爸爸的育儿参与率尤其低。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戴海静对BBC说，“妈妈岗”反映出东亚职场文化中固化的观念，即雇主想当然认为，有孩子、或者需要照顾家庭的人，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雇员。
“东亚职场文化普遍缺乏工作和生活平衡的理念，导致需要照顾家庭的人得不到平等对待，以中国和韩国的社会尤其严重。”
或许是反对声音太多，一些地方把“妈妈岗”改成了“生育友好岗”，包括陕西、上海等地。也有人呼吁改成“爸爸岗”，提醒育儿不仅是妈妈的事，也是爸爸的责任。
但学者表示，这些做法换汤不换药。
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如果职场文化改不了，都无法彻底改变照顾者的待遇。“从对母职的惩罚，变成对照顾者的惩罚，”戴教授说。她认为，应该推广家庭友好政策，包括实行带薪家庭假期，明确员工的工作时间等。
她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对深圳私营部门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性别和照顾责任，凡是家庭照顾者在招聘决策中均受到歧视。在雇主眼中，他们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缺陷的劳动者。其中，有小孩的母亲被雇佣的概率最低，仅为没有家庭照顾责任的男性雇佣率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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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教授还说，其实在“妈妈岗”概念出现之前，早就存在很多岗位是妈妈集中的地方，比如零售业、超市收银等。但这些岗位通常收入低、没有升值空间。
而在体制内，当女性成为妈妈，通常也会被调离重要岗位，被安排在没有话语权的边缘岗位上，戴教授说。在她的调研中，一位原本在报社核心团队跑一线新闻的女性，生完孩子后被调离一线，安排在后期制作部门。
“这种现象已经长期存在，是职场中默认的事情”，戴教授说，“好像这种工作原本就是妈妈应该做的，妈妈就只能做这种工作。”
戴教授说，这些偏见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妈妈的能力不够，而是职场环境或国家政策对她们造成限制。“整个社会已经把育儿的责任归到女性，让妈妈在家庭里的负担更加重大，在文化上成为默认的事情。”
“这个‘妈妈岗’政策没有一点社会进步，或者改变的正面能量，反而加强了这种固化，对女性造成更大的伤害。”
（以上受访妈妈名字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