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无家可归者人数在多伦多不断攀升，现有庇护所不堪重负，数百人被迫露宿公园、林地和地铁站，市政府决定在2033年前增建20个新庇护所。
这些新选址大多位于郊区，不再集中在市中心，打破了以往的布局模式。但这个转变也引发了激烈反弹，并重新点燃了一场多年来未曾平息的争论：谁有权决定庇护所建在哪里？
据《多伦多星报》报道，4月一个星期二晚上，南伊桃陶碧谷的居民围绕一个在社区争议了数月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市政府计划在一条住宅街道的尽头建造一座无家可归者庇护所。
虽然只是线上的市政会议，每位发言者的情绪依然紧张而强烈。一名男子警告说，在Third Street 66号兴建庇护所会将外地的无家可归者引入他们所在的新多伦多（New Toronto）社区。他担心入住者会在湖边公园等公共场所吸毒。
他说：“这个社区虽然心地善良，但我们真的无法承受一座庇护所。”
另一位居民则抱怨没有充分的咨询：“我觉得市政府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
而支持庇护所的一方也表达呼吁，希望居民能够理解兴建庇护所的必要性。“他们将成为我们的邻居，”一位发言者强调，“如果他们一来就不被欢迎，那将是多么糟糕的事情。”
近年来，市府改变了选址流程，将庇护所选址的决策权从民选官员手中转交给了非民选的市政职员，后者可从城市整体服务缺口出发更全面地进行规划。
经验丰富的市议员Paula Fletcher表示，这项改革一度似乎取得进展。她认为，只要社区理解庇护所的必要性并能妥善回应顾虑，庇护所在任何地区都能运作良好。但她也感到，最近的趋势正在倒退。
仓促决定引发抗拒，居民愤怒市府不透明
“速度”成为争议焦点。一位市府高官表示，为应对不断恶化的无家可归危机，必须迅速行动。但在未进行公众咨询前就确定地点的做法，加剧了民众的反对情绪，并引发市政府“暗箱操作”的指控。
居民希望对社区事务拥有发言权，而市府则肩负为最脆弱人群提供庇护的责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市议员Alejandra Bravo近期呼吁市府为咨询过程制定“安全计划”，她在备忘录中指出，议员、员工和顾问在与公众接触时遭遇“骚扰和攻击性行为”。
她举例称，有居民上门骚扰顾问、威胁议员打官司，甚至查找市府工作人员的私人信息。
Bravo警告说，这种行为可能使得市府难以聘请顾问，议员也会更不愿在自己的选区支持兴建庇护所。
York South-Weston资深议员Frances Nunziata表示，早在2010年代中期，她所在选区就因计划在Runnymede Road和St. Clair Avenue West附近建庇护所而爆发过激烈反对。“我当时开会，有200人冲我大吼大叫。简直就是噩梦。”
为回应类似争议，市政府聘请顾问，审查整个选址流程，最终决定由高级职员主导选址，并于2017年以一致通过的表决在市议会通过。
这种模式在2024年春天再次获得市议会确认。
但到了去年秋天，新的争议再次出现。市府公布首个2030年计划中的新庇护所选址是在士嘉堡西南部的Gerrard Street。当地居民是通过媒体CityNews得知这一消息的，而非市府公告。
议员Parthi Kandavel表示，居民的反应“非常强烈”。他否认了市长邹至蕙（Olivia Chow）曾暗示是他泄露了选址信息。
Kandavel也对选址提出异议。他在致市长及市政经理的信中指出，该区域多为年轻家庭，存在“安全隐忧”，且距离就医、交通和就业服务设施较远。加之该选区已有4座庇护所，承载力已达上限。
尽管如此，该选址方案仍在推进。一些项目做了调整，比如Etobicoke的Third Street庇护所从原计划80个床位缩减为50个，仅供老年人使用。
但Kandavel认为，整个过程让他对自己当初支持由职员主导的方式产生怀疑。“根本不像协商，更像是通知：‘我们选定这个地方了。’”
庇护所分布不均，富人区几乎空白
在Third Street庇护所拟建地附近，一位名叫Dean的居民对《星报》表示，他对这个项目感到沮丧。他指出，虽然庇护所会设有减害项目，但却不允许使用者在内部使用毒品。他质疑，连清雪都难以得到市府响应的社区，怎么能指望市府及时处理街上遗弃的针头？
他认为市府根本没在倾听居民的忧虑，只是用庇护所来掩盖低成本住房的短缺问题。
新多伦多社区已不再是他初搬入时的工薪阶层社区，但他仍觉得市府偏好将庇护所设在类似他们这样的“平民区”，而不是富人区如Rosedale。
过去10年，数据显示庇护服务逐步从市中心向外扩散，但分布极不均衡。例如Etobicoke北部大片区域，包括Islington和Humber Valley，几乎没有庇护设施。而Rosedale到Bridle Path一带也几乎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专为受虐妇女和儿童设立的敏感庇护所未被纳入公开数据库。
负责市府庇护部门的Gord Tanner表示，市府的长期目标是修复这种不均衡。他说，虽然地价是一个因素，但并非唯一考量，还包括市有土地、公共交通可达性等条件。
Tanner也承认，过去建造过于庞大的庇护所，例如Moss Park的Seaton House，以及疫情期间租用的旅馆，都曾因规模过大、使用者行为混乱而引发投诉。
新庇护所将改为每处约80个床位，避免再犯旧错。他强调：“我们需要尽快开放这些设施，让人们离开公园、离开地铁系统，获得他们急需的服务。”
居民逐渐接受，庇护所并非“洪水猛兽”
在市议会最近一项关于庇护所咨询流程的动议下，一群无家可归者致信，讲述自己多次被庇护所拒绝的痛苦经历。
“这些庇护所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他们写道，并呼吁庇护所应更公平地在全市范围分布，“这是一个庞大都市，我们谁也无权挑选自己的邻居。”
2017年曾主导审查流程的顾问Bruce Davis认为，将选址权交给议员只会造成“永远都有更好地方”的恶性循环。他也指出，如今的争议更加紧张，一方面是治安忧虑上升，另一方面是社交软件如WhatsApp让反对者的组织更高效。
他建议：要让庇护所获得支持，关键是在选址前就争取社区“加入感”。
议员Nunziata表示，Runnymede庇护所就是一个“成功转变”的例子。初期反对声音强烈，但通过微调方案、与愿意合作的居民沟通，最终顺利落地。比如将吸烟区转移到后院，避免街头聚集。
曾因安全担忧反对该庇护所的居民Janine Marsh说，庇护所启用后她的顾虑大为减少。“它看起来很干净、有秩序。”她说，自己虽后来搬离多伦多，但在当地住了几年，从未发现庇护所造成困扰。
对面汽修店的Ali Karimian起初也担心庇护所影响生意，如今表示虽然偶尔听说内部发生争执，但从未影响街道。“这里非常安静，我们从没出过事。”
他仍质疑长期居住是否符合庇护所定位，但承认：“像难民那样的人，至少短期是需要它的。”
Nunziata坦言，部分反对声音其实源于对改变的抗拒。她也纠结——是否应在决策前就通知社区，还是为了避免反对，继续保持“先定址再通报”的模式？
“我不知道。”她苦笑着说，“我真的不知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