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台湾）资深外交官李大维近日出版《和光同尘》新书，由联经公司出版。李大维曾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国安会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海基会董事长等职，参赞机要，对美关系尤其是公职中最重要的经历。新书不仅通过第一手数据详实记录了台美外交关键事件，更首度揭露了许多当年不为人知的秘辛。世界日报取得授权，特摘录部分章节请读者先睹为快。
「美中建交了！」
与华府的深深渊源，始于这句响彻天际的呼喊。
记得是星期五，学校期末考的最后一天。晚上和几个美国同学到酒吧喝啤酒聊天，突听一位同学高声叫喊，擡头，电视里卡特总统正发表演讲，字幕闪现我们最不愿见到的消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东时间晚上九点，台北时间十六日早上十点，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外交关系，与台湾仅维持经济、文化及其他非官方关系。这对所有台湾人民而言，是刻骨铭心、悲痛激愤的一刻。自一九五四年起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则依第十条，于一年后终止，驻台美军将在四个月内撤离。
其实，美中两国寻求邦交「正常化」，正式创建外交关系，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卡特的宣布并非全然意外，从一九七一年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密访北京，隔年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Nixon）访中，并发表《上海公报》的连串发展皆可预见。即便如此，中华民国政府、民众皆希望此事能拖就拖，然而卡特总统宣布的内容、条件，可说是完全接受中方三条件，即终止与中华民国官方外交关系、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撤出所有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和装备。蒋经国总统、全国民众、海外侨民，皆同感悲愤、意外，同忧未来。
听闻断交消息后即刻赶回家，当夜，电话响不停，美国各地同学、台湾亲友都在讨论台湾的前途会怎样？我们能做些什么救国？一些大华府地区能联系上的朋友，也开始讨论有哪些因应做法。
第二天早上，独自驾车到华府，缓缓驶近白宫时，发现和我大学同届、毕业于法律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攻读法学博士的张大同正举牌抗议。我加入他的行列，红着眼对白宫怒吼，希望卡特总统能听到，知晓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不如他所讲的是「举国欢欣」，仍有不同意见，随后，人愈聚愈多。
如今回想，当时真是热血冲动，但一切皆是如水就下，自然发生。我们在白宫外持续举牌抗议数周，不知有多少台湾留学生、侨民志愿参加，人潮不断。
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前的下午，使馆员眷、侨胞、同学们皆来到双橡园，众人齐聚参加降旗典礼，我也伫立其中，一同聆听当时赴华府谈判的杨西昆特使仿效麦克阿瑟将军名言，语气悲壮说道：「我们会再回来。」（We shall return.）
午夜十二时一过，因美国和中华民国不再有邦交，美国负责使馆安全的警察巡逻车也撤离。在那个谣言传闻沸腾、人心浮动的时期，听闻将有亲共人士午夜后攻陷双橡园造就既成事实，我们七位留学生便手持棍棒、和着大衣，在冬夜没有暖气的大门玄关内过了一夜，幸而当晚无事平安。事后回想，是有些傻，但当时氛围混乱，大家凭着一股爱国心，就这么撩落去了。
谁能想到，二十五年后，我竟经常在此做主人宴请宾客。
重建互信
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我正式接任驻美代表。
美国是世界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个人攻读博士、成家、踏入外交志业的起点，对职业外交官而言，更堪称是职涯最高峰。多年后重返华府，身上的责任更重，迎面而来的挑战并不容易，因为陈水扁总统给我的首要重任，是修补台美间因二○○四年防御性公投而倒退的双边关系并重建互信。
秉持外交人员的基本精神，抱持「出使四方，不辱使命」的态度，个人戮力以赴，丝毫不敢懈怠。抵任后两个月，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柯立金（James Kelly）特别告诉我，中方外长李肇星和鲍尔（Colin Powell）国务卿不久前工作午餐时，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台湾。李肇星外长火气很大，多次提到我在华府活动太过积极，希望美方官员不要与我来往。我听了以后，淡定回复道：「这其实是赞美之辞啊！」
其实，早在于美国求学时，我就常赴华府散心，且学术研究的主题便是台美关系。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开始，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一系列听证会，我几乎每一场公开的讨论都参与。记得参院首场听证会适逢华府隆冬大雪、地面积雪超过六十公分。开车前往时，不慎在下交流道时转弯打滑，冲入雪堆，所幸意外发生在白天，刚好有人开卡车经过，连人带车被拖出来，否则后果难料。虽然初参与就发生了意外，仍雪雨无阻，经常往返维吉尼亚大学、国会之间。几次听证会后，与两院许多外交委员会专业幕僚都成为朋友，国内各媒体记者也都知道有位留学生几乎每场必到。该年三月，我更进一步向指导教授冷绍烇报告，希望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慈祥的冷老师立即答应。这部法律不仅是关乎两国未来关系的法律基础，更是我在超过四十年公职生涯中不断运用的法宝。
修复与美关系
驻欧期间，我曾为防御性公投奔走、为可能的影响做准备，驻美之时，则直面它带来的冲击。
二○○四年总统大选前一日，陈水扁总统、吕秀莲副总统在台南市区拜票时遭枪击，两人分别腹部、膝盖受伤，防御性公投依旧在二○○四年三月二十日与总统大选同日登场，陈、吕只以不到三万票，仅○．二三个百分点惊险胜出，公投则以失败收场，而国民党在开票之夜随即表示将提起总统大选选举无效之诉，最后获最高法院判决败诉，陈总统顺利连任。自布鲁塞尔搭机抵美，我们刚抵达杜勒斯机场，便一脚踏入宛若四个月前国内政情蓝绿对立骤升的热度之中，支持国民党、亲民党侨胞组成的真相联盟在外头举牌抗议，牌子上甚至还写着：「不欢迎李大『伪』」。国内政党恶斗延伸出国门，在海外上演，而接机的同仁及美方人员并未提前知会现场状况，最后由美方安全人员护送离去。我当时即决定直往驻美代表处，与同仁开会共商未来做法。
抵任第二天，首度和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林（Michael Green）、中国港台事务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会晤，积极加强台美沟通与互信。
我转达陈总统谕示，表示稳定两岸关系是未来四年政府要务，且会于两任就职演说的基础上改善两岸关系，不会寻求台湾独立，但也不可能接受北京的「一中原则」。
除了厘清台湾并非寻求独立和对「一中政策」的态度，关于宪政改革议题，我转述陈总统指示，此案将依据宪法程序进行，须经立法委员四分之三多数通过，若美方可以协助劝阻北京当局，不要在国际打压我国，务实面对陈水扁政府，自然有助安抚国内对宪政改革的不同意见。至于双边经贸，我告诉美国国安会，希望可尽速回复TIFA（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谈判，进而就台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展开协商。美方随即表示会呈报此重要消息给小布希总统，也表示了解陈总统为难之处，但安抚执政党内的不同意见是国家领导人职责，这不应成为修改、变更政策的借口。
待谈话事项告一段落，葛林展现十足诚意，提供了白宫战情室（Situation Room）的直拨电话号码，表示若有紧急事件可即时联系。最后，他们对我说，欢迎一位「知美派」专业外交官使美。
（摘自李大维《和光同尘》／联经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