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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分析指出，美国被困于对工业的幻想之中。“特朗普式”人物异口同声地表示：美国需要工厂。特朗普描述说，工人们“痛苦地目睹外国领导人夺走我们的工作，外国骗子洗劫我们的工厂，外国拾荒者撕裂了我们曾经美好的美国梦”。他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关税将“填满那些半空的工厂”。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提出最夸张的说法：“数以百万计的人手拧螺丝来组装iPhone——这种事将要回到美国。”多年来，政界人士和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将制造业长期衰退与工资停滞、小镇空心化，甚至阿片类药物危机联系在一起。仅在2000年代，美国就流失了近600万个制造业岗位。这些工作曾为高中毕业生提供通往稳定、低调而富足生活的路径，支撑了整座城市，让匹兹堡有了“钢铁之城”的称号，让阿克伦成为“世界橡胶之都”。因此，政界各方都希望这些工作能够回来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拜登也和特朗普一样怀有类似的梦想，尽管希望通过不同手段实现。“谁说我们不能再次成为世界制造业之都？”拜登曾反问。然而问题在于：即便工业回归，过去的岗位也不会回来。如今的制造业产出比以往更多，但所需人手更少——这与农业经历的转型如出一辙。曾在美国“福特式”黄金时代吸引人们蜂拥进入工厂的那种中产阶层岗位，几乎已消失殆尽。经济学人的分析显示，如今最接近1970年代制造业岗位的工作，不是在当下已经自动化、资本密集型的工厂里，而是电工、机械师或警察。这些职业为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提供了不错的薪资。1970年代，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在制造业工作，而如今不足十分之一。而且，目前“制造业”岗位中有一半是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支持岗位，或者设计、工程等专业职位。真正在工厂车间工作的美国劳动者不到4%。美国并非特例。即便是在制造品出口占优势的德国、日本和韩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也在持续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称，这一趋势是“经济成功发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各国变得更加富裕，自动化提高了每名工人的产出，消费从商品转向服务，劳动密集型生产则转移到海外。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厂产出会崩溃。按实际价值计算，美国的制造业产出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两倍多；美国生产的商品数量超过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总和。智库卡托研究所指出，仅美国的工厂本身就能排进全球第八大经济体。即使通过大规模回流制造业努力，彻底消除美国1.2万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对就业影响也有限。在这些商品的生产中，约6300亿美元的附加价值来自制造业（其余来自原材料、运输等）。哈佛大学的劳伦斯估算，每名制造业工人每年可创造约23万美元的附加价值，那么要弥补这个逆差，大约可新增300万个岗位，其中一半是在工厂车间。这只能让制造业生产岗位在整体劳动力中所占比例提高不到一个百分点。如果这是通过对美国3万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平均20%的有效关税来实现的，那可能会使物价上涨约6000亿美元，相当于“拯救”每个制造业岗位的成本，为20万美元。而这些岗位的吸引力已不如往日。七十年前，工厂工作兼具优厚薪资、岗位稳定、工会保障、就业机会多以及无需学历等优势。即便到上世纪80年代，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仍比其他领域的同类工人高出10%。他们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更快。如今，工厂车间的时薪已经落后于服务业中非管理岗位。制造业的工资优势也在崩塌。对比同等条件下的工人收入（控制年龄、性别、种族等因素）后发现，采用与美国商务部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类似的方法测算，到2024年，这一工资优势相比1980年代已经缩水超过一半。对于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来说，这一优势已经彻底消失，尽管他们在建筑和交通行业仍享有工资优势。生产率增长也在放缓：每位制造业工人的产出增长速度已低于服务业工人，这也意味着薪资增长将疲软。所谓“制造业岗位就是好岗位”的核心逻辑已不再成立。在工业领域找工作也变得更难了。现代工厂是高科技环境，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主导。上世纪80年代初，蓝领装配工、机床操作员和维修工人占制造业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如今，他们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白领专业人员的人数远远超过工厂车间的蓝领工人。即使找到了工厂工作，这类岗位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加入工会。美国制造业工会覆盖率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四分之一下降到如今的不到十分之一。为了找到现代等同于这些岗位的工作，经济学人寻找了具备类似特征的职位：薪资不错、有工会保障、不需要大学文凭，并能吸纳男性劳动力。结果显示，最接近的是机械师、维修技术员、安全人员和各类技术工种。超过700万美国人从事木工、电工、太阳能板安装等技工类工作；几乎都是男性且没有学位。中位时薪为25美元，工会覆盖率高于平均水平，预计随着美国基础设施升级，需求还将上升。另有500万人在维修与维护领域工作——例如暖通空调技术员、电信安装工，以及机械师，他们的薪资远高于工厂车间的平均水平。应急与安保类工作也与制造业岗位相似，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为工会成员。不过，这些岗位与制造业有一点不同：不存在所谓“暖通空调公司镇”。过去，工厂能带动整座城市的运转，创造供应商、物流和街头酒吧的需求。如今这些新岗位更加分散，不太可能撑起地方经济。但尽管收益更分散，整体作用几乎同样重要。从事这些工作的总人数与1990年代的制造业就业规模接近。对于美国工人阶层来说，随着薪资提高、文凭要求减少、工会力量增强，这些工作比现代工厂岗位更具吸引力。未来将进一步远离工厂。根据官方预测，技术工种和维修人员未来十年将增长5%，而制造业岗位则将减少。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就业增长最快的领域，是医疗支持和个人护理，预计将分别增长15%和6%。这些岗位包括护工和育儿工，薪资低，与传统制造业工作截然不同。正如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里克所说，关键任务是提升这些真正增长岗位的生产率。或许，这包括推动AI的应用，例如用于药物管理或诊断。18世纪末，杰斐逊将农业视为自力更生共和国的基石。他深受法国重农主义者影响，认为农业是国家财富最崇高的来源，耕种土地是通往自由与富裕的道路。到了20世纪，工厂工作继承了这一象征性角色。但正如农业一样，随着繁荣与生产力的提高，制造业就业正在逐渐衰退。如今，美国工人阶层的核心已经不在工厂。

蒂莫西·斯奈德是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现代欧洲史首任教授，也是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常任研究员。他在Project Syndicate的文章中指出，相对而言，特朗普确实表现出强势：在摧毁了各种制度之后，剩下的只是他本人的存在，被一群无能的阿谀者包围。但他也是软弱的，因为在破坏了大量国家治理能力之后，美国已失去了应对世界的实际工具。过去两个月，金融投资者找到了一个新的交易策略，基于一个简单规则：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特朗普威胁要对盟友和敌人征收巨额进口关税，或者要撤换美联储主席，但当市场无情地施加压力时，他就会退让。之后他又回到关税策略，接着再次退缩。这种模式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这是特朗普执政的标志性特征。但特朗普并不仅仅是“懦弱”。他是一个虚弱的强人，美国的对手可能比大多数美国人更清楚这一点。许多美国人害怕特朗普，于是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会怕他。但在美国以外，没有人真的害怕特朗普。美国的朋友担心的是一个纵火者——一个会摧毁他人辛苦建成的体系的人。而美国的敌人则欢迎特朗普以及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带来的破坏。当马斯克最近辞职时，克里姆林宫主要意识形态人物亚历山大·杜金对此表示遗憾：“DOGE为整个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解散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卫生部和教育部。”相对来说，特朗普确实强势；在他摧毁制度之后，剩下的就是他本人的存在。但他也是软弱的，因为他已经摧毁了负责金融、武器和情报的政府部门，美国如今根本没有应对全球事务的实际手段。他在电视上扮演一个强人的角色，是个有天赋的表演者。但他的强势完全依赖于观众的顺从。他的表演唤起了一种被动的幻想：特朗普会解决一切。诚然，特朗普的个人魅力是一种力量。但这无法用来解决任何问题，在美国以外更是毫无作用。特朗普的支持者或许认为，美国不需要朋友，可以靠恐吓敌人独自前行。但我们早已看到，特朗普无法让加拿大或墨西哥——更不用说伊朗或俄罗斯——听命于他。他的“强势”只在国内有效。多年来，特朗普利用集会和社交媒体煽动针对国内反对者的随机暴力。这导致共和党内自我清洗，形成了一群听话的国会成员。那些向特朗普屈服的人，将他视为强人，其实他们感受到的只是自身的软弱。而这种软弱，不可能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转化为力量。过去几个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用大写字母和感叹号喊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他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但这些言论对普京的情绪毫无影响，更别说对俄罗斯政策造成任何改变。煽动随机暴力对外国领导人也不起作用，伊尔库茨克没有人会因为特朗普在网上发帖就去威胁或伤害普京。也许可以宽容一点，把特朗普威胁制裁的发帖看作是某种政策行为。但话语只有在背后真的有政策，或至少有可能形成政策时才有意义。而要有政策，必须有由称职人士组成的制度机构。而特朗普的第一项“政策”就是解雇那些有能力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比如，那些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情况的人，很多已经完全退出了他的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个人在没有乌克兰也没有盟友参与的情况下，单方面向俄罗斯做出在乌克兰主权问题上的让步努力。这种方式没有奏效。他的立场如此薄弱，以至于普京自然而然地认为可以得到更多，随即加剧了对乌克兰的侵略。特朗普是披着狼皮的羊，而真正的狼是能分辨得出来的。这个道理其实很明显，但必须明确指出：莫斯科没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强硬的。即便他想威胁俄罗斯，也没有可信度，因为他缺乏运作正常的制度和称职的公务员。要让制裁起作用，举例来说，他需要的是更多专业人士，而不是更少。此外，外国势力必须相信美国财政部不仅仅是某位亿万富翁的玩具。不幸的是，各国情报机构也看新闻。美国人可以选择无视现实：应对对手所需的国家能力已经被削弱，或者交到了那些唯一资格就是对特朗普绝对忠诚的人手中。但美国权力制度的毁灭，给敌人制造了极为明确的激励机制。俄罗斯人之所以希望特朗普重返白宫，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会削弱美国。如今，他们看到特朗普着手拆解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把情报和联邦执法事务交给图尔西·加巴德、卡什·帕特尔和帕姆·邦迪这类人，他们只会认定时间站在自己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无视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火的呼吁，也说明了俄罗斯为什么会利用任何可能出现的停火来为下一轮入侵做准备。普京有理由相信，被特朗普削弱的美国将无法做出有效回应，欧洲会被牵制，而经历多年战争的乌克兰将更难再次动员起来。华尔街或许能在“TACO”交易中短期获利，但“软弱的强人”最终只会带来损失。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相信他让美国在全球傲视群雄，但事实正好相反。作为一个强人，特朗普摧毁了那些阻止战争的规范、法律和联盟；作为一个懦夫，他却在为战争打开大门。

最近，千万粉丝的网红何秋亊因为演唱会抄袭争议频频登上热搜。6月3日晚上，在直播回应争议言论时，他口不择言地爆粗直怼粉丝的行为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我每天光发福袋、发红包都至少要发三四万、四五万（人民币）。你要能做到我这个地步，你也可以好吗？”借短视频崛起的网红新贵都如此财大气粗、夸富斗侈，演艺明星作为“老钱”只会更不接地气。上个月，在电影《猎金游戏》首映礼上，暌违大银幕已久的演员黄奕的一番言论引发了不小的风波。15年前，她和导演邱礼涛合作了电影《竞雄女侠秋瑾》。当时经费短缺，拍摄艰难，她几乎是“从零开始学武术，拍打戏被鞭子抽得第二天走路腿都打晃”。黄奕在微博细数当时的点滴细节，识于微时的惺惺相惜之情，借此呼之欲出。如果故事到此而止，倒也不失为“过气艺人上桌吃饭”的励志典型。可偏偏在首映现场，情不能自已的黄奕，脱口而出的，除了对导演和刘德华的感激之情，还有一句让人破防的“凡尔赛”发言——“之前好几年没拍戏，全靠婚庆商演维持生计，一天八万块，嗓子都喊哑了。”月薪三千的普通人显然共情不了这种日薪八万的委屈感，评论区瞬间炸窝。有人感慨明星赚钱之轻易，“一个月上班十天，就能月入80万，娱乐圈的钱还是太好赚了。”也有人相比之下为自己感到心酸，“我是小学老师，每天嗷嗷讲课，一年也赚不到八万。”而黄奕此番惊惹众怒的言论，并非个例，在收入构成的鸿沟面前，圈内和圈外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内娱明星们对普通人的理解和共情，不再是一种本能，而是建立在疯狂学习和努力伪装之上，这才是最让人恐惧的地方。哭穷卖惨，观众看累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看明星哭穷卖惨，成了治疗低血压和脑供血不足的一剂良方。试想这样一个场景：在经历了加班和调休后，连续出勤半个月的你，终于等来了小长假。可第一天还没能睡到自然醒，一则甲方要求改方案的夺命call就把你从被窝里炸了出来。你拖着疲惫的身躯，熟练地打开电脑连上网络，一则弹窗消息飞了出来，原来是某明星的即时动态。只见她坐在苏梅岛的无边泳池旁，化着精致的全妆，配文是：“假期也要营业的苦逼打工人。”她从容地抬手遮阳，价值百万的水晶腕表发出耀眼的光芒。被光闪到眼睛的那一刻，你瞬间读懂了世界的参差。想在评论区大胆开麦的心情达到顶峰，但疯狂跳动的工作群消息像命运的大手，扼住了你试图吐槽的咽喉。因为真正的牛马都在打工，没时间更新动态，也没时间宣泄情绪。而如今，这种普通人用以解嘲的牛马人设，明星也要争相哄抢。前有用爱马仕餐具吃饭的吉克隽逸采访时吐槽做明星好难，要身材管理，要全能抗压，“五一你们放假，我还要去草莓音乐节上班”；后有坐拥千万豪宅的张庭在直播间声泪俱下，哭着抱怨工作辛苦，全年无休，“365天，天天早上六点开播，播到凌晨下播，都没时间陪孩子吃顿饭。”2021年，当时的知名流量小花郑爽被曝与其家人通过阴阳合同等方式运作，在《倩女幽魂》项目中获得片酬1.6亿元，按77个工作日计算，日薪超208万元。尽管这一堪称天文数字的收入被郑爽否认，但仍然给公众带来深刻的震撼，以至于产生了用“208w”指代内娱明星的说法。在大众眼中，“208w”们拿着远超于普通人想象的薪资报酬、早已获得了不用打工的自由，还要哭唧唧、惨兮兮地抱怨“打工好累”，甚至不惜以“高危职业”自居，在手停口停、没有选择的人看来，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凡尔赛。比叫苦叫累更让人难以共情的，是明星们站在聚光灯下的哭穷。毕竟苦和累可能是主观感受差异，但穷不穷一定要基于客观事实。联合国对“相对贫困”的定义是个人或家庭收入低于国家或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主观来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但从客观条件来看，明星的哭穷，仍然有着“何不食肉糜”之嫌。比如近年来一直积极营业，演唱会开到哑嗓的陈奕迅，面对镜头时也曾一脸诚恳地剖白：“因为疫情曾停工一整年，钱包都得了肝硬化。”在价值三亿的豪宅中，发出因银行户头很久没有进账而倍感压力的焦虑。陈奕迅当然没有刻意卖惨，他也表示了“我想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很多艺人都是这样的，全世界都差不多。”然而按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万元计算，这位巨星每个月高达六十万港币的房贷，依然相当于普通打工人24年的收入总和。荒诞对比所照见的，不仅是财富的鸿沟，更是明星们对普通民众共情能力的消亡。身为公众人物的体面，或许可以先看清自己是踩在红毯上还是站在砂砾上，再决定是否要大声喊疼。悬浮的共情，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以至于看到不会优雅食用鱼子酱的孔雪儿，华少等人会不加掩饰地对此哄笑吐槽；而听闻白鹿在“冰箱里有什么”的快问快答环节，脱口而出“冰箱里有碗”时，郑恺等人会大呼不解。也对，对于见惯了山珍海味的艺人们，冰箱里放隔夜菜的生活习惯确实遥远得像上个世纪的事情。习惯了俯瞰人间的视角，让明星们在试图拉近与普通人的距离时，也自带着一种下凡的虚伪柔光。张雨绮在直播间推销羊毛被时，面对699的售价，脱口而出一句“699都不够买双袜子”，而深陷债务纠纷的李亚鹏，把“连续吃了一个星期外卖”当作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事后的解释也略显苍白，估计99%的普通人三辈子都没见过699一双的羊毛袜子。（图/微博）而这些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裂隙，投放到电视荧幕上，便造出了那些悬浮得令人脚趾抠地的底层叙事。电视剧《生活家》中文淇和刘敏涛饰演的母女，通过在超市试吃台蹭早饭和借用送葬车搬家等桥段来诠释普通人生活的困窘；《东八区的先生们》中张翰为了体验打工人的早高峰，居然祭出了在出租车上吃泡面的骚操作。韩雪在《导演请指教》时拍摄的一条短片，更是生动地描画出了明星们眼中的底层生活的烂漫图景：住在上海市中心带超大飘窗、独立卫浴、一米八日式原木大床精装公寓里的外卖小哥，每天悠然自在地送完三十单后，还能坐拥弹弹吉他、看看书的日常闲暇。正如编剧汪海林评价国产剧时说的那样：“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过的也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这段松弛感拉满的沪漂童话中，韩雪构想了外卖员因思念爷爷而深夜流泪的场景，却完全忘却了送外卖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为了养家糊口的真实呈现。镜头不会聚焦那些因差评罚款而心颤手抖的细节，是因为导演从未体验过“超时一单，全天白干”的窒息感，也没能和那些驮着三块备用电池穿梭市井街巷、蜷缩在郊区隔断房里的忙碌身影打过照面。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可当电影电视艺术源于日赚八万还嫌苦的内娱明星们的真实生活时，那些充满自我感动的镜头语言所能留给普通观众的，便只剩戏里戏外的全方位失语了。“做好呢份工”，才不会被富贵迷人眼曾几何时，我们电视机里的故事还浸染着浓烈的“人味”。演员们下了戏，褪去角色的光环，也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街巷、会因为两根葱在菜市场与小贩讨价还价的普通人。出道逾三十年的刘琳，曾在访谈中回忆早年拍戏时的光景。“那时候无论主演配角，都在一栋楼里吃同样的盒饭”，而现在的演员按咖位分为三六九等，每个都带着助理，这在二三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编剧汪海林在回忆《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的拍摄时，感慨称王刚、张国立和张铁林不论咖位，都是拿和编剧一样的报酬。《还珠格格》时期，凭借小虎队出道多年、已经红遍两岸的苏有朋，和初出茅庐的范冰冰，片酬也不过只有几百块的差距。而片场的聚光灯与市井的烟火气之间，更是没有资本设立的那道屏障。那时的艺人，深知自己的饭碗是观众一票一票捧起来的，荧幕上演的是芸芸众生的悲欢，生活里过的也是寻常百姓的日子。这份脚踩大地的朴素认知，成了维系艺人与观众之间最珍贵的共情纽带。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内娱移向演艺行业发展更早但也更规范、更质朴的中国香港，总是会被那些艰难搵食的黄金配角们所治愈。相对内娱片酬呈指数级地上涨，TVB至今都保持着按出镜时间支付报酬的传统。八百港元半小时是大多数人拿到手的标准，不算低薪，也没有高到离谱，最重要的是公平透明，让演员这份职业得以回归工作的本质。正因有“做好呢份工”的信仰支撑，那些无戏可拍的TVB艺人，空闲时去茶餐厅端盘子洗碗，开出租或者小巴供儿女上学，每天赚个三四百港币。在他们看来，除了“厨房小一点”“跑得远一点”之外，这些工作和拍戏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明星可以是自己给自己的身份，但艺人是需要观众买单的职业。这也是哭穷卖惨、戏精不断的内娱，最需要学习的地方：与其昂着头让观众仰望你镶满钻石的皇冠，不如弯下腰，看清每一双为你鼓掌的手，看清那一条条沾着泥土、刻着风霜的纹路里，究竟藏着怎样的人生。不要总想让普通人共情自己，脚踏实地去共情普通人，才是“做好呢份工”最基本的素养。

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从美国观点，在「一洲焦点」节目为您分析本周美国热门话题，每周三美东时间下午2时直播(美西时间上午11时)。 今日重点： ‧马斯克道歉 ‧川普败给习近平不敢说 ‧芯片换稀土川普不敢明讲 ‧洛城之乱不会变成夏季暴乱 影片来源：世界新闻网 一洲焦点

据《Canadian mortgage trends》报道，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于6月5日正式提出一项法案，取消首次购房者购买价值不超过 100 万加元的新房的商品及服务税 (GST)，最高获得5万加元抵免，并降低首次购房者购买价值在 100 万加元至 150 万加元之间的新房商品及服务税 (GST)。 这个新政很多人可能并不陌生，这次总算到了立法层面。据悉，此新政将于7月1日起生效。 那么，新政能为购房者减少多少房贷月供呢？ 德斯雅尔丹经济咨询公司（Desjardins Economics）6月9日发布报告称，加拿大首次购房者如果购买一套含税价格为100万加元的新房，每月最多可节省240加元的抵押贷款。所需的首付金额也会略低。 图自：Canadian mortgage trends 德斯雅尔丹经济学家卡里·诺曼撰写的这份报告指出：“对于这些房屋来说，取消商品及服务税将有助于潜在买家减少前期成交成本，帮助他们更快地入手房产。” 她认为，对于加拿大房价较高的市场（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购房者来说，住房负担能力受到的影响将“尤其强烈”，因为这些市场的房价通常超过 100 万加元。 新政策比现有的“新房退税”政策迈出了一大步，该政策不仅对首次购房者开放，新针对新建房有退税政策。 诺曼估计，加拿大近 85% 的新建房屋将符合新提案中全额 50000 加元的GST减免条件。 预计多伦多约有92%的新建房屋（售价不超过150万加元）将符合全额或部分税收减免条件。然而，温哥华只有75%的新建房屋符合条件，因为许多房屋的价格超出了减税范围。 德雅尔丹建议，新政策应将符合条件的住房价格与通货膨胀挂钩，以避免未来住房负担能力下降。 联邦政府预计，五年内商品及服务税退税将花费约 39 亿加元，而议会预算官员估计，同一时期内退税成本接近 20 亿加元。 德贾丹斯表示，数据之间的差异可能表明联邦政府预计会有更多新购房者利用退税政策，从而带来更大的购房和建筑热潮。 报道称，该政策刺激的需求增加也可能导致加拿大新建筑激增。 而退税政策出台之际，加拿大建筑业正面临开工的严重障碍：高昂的融资和建筑成本、监管延迟、劳动力老龄化以及加拿大与美国贸易战给买家和建筑商带来的不确定性。 报告中警告称，一些开发商预见到购买力的增强，可能会为了响应该政策而提高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这将削弱住房可负担性的提高。 因此，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增加供应和建设速度，与商品及服务税减免相关的住房需求增加可能会在短期内推高房价。 现在可能是推出刺激新建房屋需求政策的理想时机，德斯贾丹斯指出，多伦多等城市特别疲软的公寓市场可能会因买家兴趣的增加而受益。 目前，议会尚未通过该法案。该法案将适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