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办公室的门，阳光正好，洒在每张朝气蓬勃的脸上。但对于一部分女性来说，这扇门在她们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就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悄然关上了。
于是，“妈妈岗”这种钱少事少的工作，就以各种姿态应运而生。
它像是一艘特意为搁浅在沙洲上的妈妈们准备的小船，承诺着灵活的时间、宽松的管理，让孩子小于12岁的她们能一边上班，同时不至于彻底与社会脱节。
“别怕，当了妈，这里还有你的一个位置。”
听起来很美。
可当真正接受这份工作，细细体会和感受，心里那份最初的兴奋，或许会慢慢沉淀为一丝复杂而苦涩的滋味。
它的灵活，是以牺牲稳定为代价的。很难在这些岗位上找到“五险一金”带来的那份踏实心安，薪资常常是“底薪+提成”的模式，劳动协议或许有，但更像一纸君子协定。
至于升职加薪、职业发展，那更是天方夜谭。“妈妈岗”的本质，更像是一场“零工”。
这不是局限于某个国家的烦恼，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欧洲，会发现即便是被视为发达经济体“火车头”的德国，也正被同样的困境深深困扰，他们是怎么做的？
德国这个以严谨和高效著称的国家，正面临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劳动力每年萎缩40万的严峻挑战。
他们急切地想要挖掘劳动力的潜力，却尴尬地发现，自己的国民年人均工作时长在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敬陪末座。
而这其中被忽略的最大宝藏，正是德国的女性。
可数据显示，德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不低啊，只是高达47%的人从事着兼职工作，远超欧盟28%的平均水平，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根植于上世纪50年代的税收制度。德国的已婚夫妇可以联合报税，这听起来像是对家庭的保护，但在实际操作中，当丈夫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时，妻子的收入就会被按丈夫的边际税率来征税，这极大地削弱了女性，尤其是高收入家庭中女性的工作意愿。
同时，与“妈妈岗”异曲同工的产物——“迷你工作”（Minijob）也盛行起来，这种月薪不超过538欧元的超低薪工作，可以完全免税。
它如同一块甜蜜的诱饵，吸引了大约420万德国女性。然而，这背后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一旦她们想增加工作时间、提高收入，高额的税收和社保缴费就会瞬间吞噬掉大部分新增的劳动所得。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全职工作倒像是一种惩罚。
于是，无数女性被困在这个低收入、零保障、无前景的“舒适区”里，动弹不得。学术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非但没能成为女性重返职场的“跳板”，反而成了限制她们职业发展的“温柔陷阱”和“天花板”。
更不用提那高达40万个缺口的托儿所名额，让母亲不可能做全职工作。
38岁的政府顾问詹妮弗·哈特说，尽管她清楚地知道兼职工作意味着薪水的大幅削减和微薄的养老金积累，但在孩子尚幼的现实面前，增加工作时间根本不可能。
惊人的“性别养老金差距”数据显示，德国女性的退休收入仅为男性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65岁以上女性面临贫困风险。
“妈妈岗”的出现，与其说是“妙计”，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它大多是客服、产线普工、基础销售员这类岗位，优势在于“灵活”——时间灵活，地点灵活。
但在“有事做“的体面之下，内里却无比单薄。
这不是说劳动有贵贱之分，但德国IZA 劳动经济研究所（一家独立的经济研究机构，由德国邮政基金会的支持，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经济学家网络，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并就劳动力市场问题提供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建议）明确将这种工作定义为边缘职业。
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职业女性，慢慢磋磨成一个只求“有份活儿干”的边缘人。这折损率，实在太高。
德国IZA跟踪妈妈们生孩子前5年到生孩子后10年的情况，每6个月记录一次她们的就业状况和收入变化对比分析，并把选择”迷你工作”的妈妈与选择正规工作的妈妈进行对比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德国初为人母的女性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会急剧、立即且持续地转向“迷你工作”。约15%的新手妈妈会在产后选择迷你工作，而爸爸们基本不受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德国家庭仍普遍存在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妈妈们产后通常只能投入有限的工作时间。
“迷你工作”税收优势诱人，相比正常的兼职工作，迷你工作免缴社会保险和所得税，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但这种制度性陷阱会让收入较低的配偶（通常是女性）永远困在低薪职业的死胡同里，这表明”母职惩罚”可能与迷你工作制度有着密切联系。
最终，做”迷你工作”的母亲，10年后收入比生育前下降了60%;直接回到正常工作的母亲，收入”只”下降了50%;这10个百分点的差距意味着前者的职业损失比后者大21%。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是技能退化，迷你工作通常技能要求较低，母亲们积累的工作经验价值有限频繁跳槽；失去在特定公司积累的经验陷入低收入循环。
长期来看，做过迷你工作的母亲总收入只有直接回到正常工作母亲的一半，由于养老金基于终生收入计算，这种差距会延续到退休后。
德国养老金的性别差异在国际领先。
这种表面上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政策，实际上可能在无意中加剧了性别不平等。
事实上，许多欧洲国家都有类似的小工作补贴政策，虽然具体形式和名称不同：
比如，荷兰有着浓厚的兼职工作文化，特别是对有孩子的妈妈们。荷兰政府正在讨论传统的职场灵活性政策，但兼职工作仍然非常普遍，许多妈妈选择每周工作3-4天的兼职安排。
法国有”temps partiel”（兼职工作）制度，允许员工减少工作时间。特别是在有孩子后，许多妈妈会选择80%的工作时间（每周4天），这样既能保持职业发展又能照顾家庭。
英国有”flexible working”（灵活工作）制度，包括兼职、弹性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等多种形式。英国法律还规定，有孩子的员工有权申请灵活工作安排。
奥地利也有类似德国的边际就业制度，允许低收入的兼职工作，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都有优惠。
北欧国家（瑞典、挪威、丹麦）以家庭友好政策著称，提供大量的兼职工作机会和灵活的工作安排，父母双方都可以申请减少工作时间来照顾孩子。
欧盟层面也有关于灵活工作和兼职工作的统一规定，确保兼职员工享有与全职员工同等的权利和保护。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帮助父母，特别是妈妈们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可是这些工作都有其局限性，比如荷兰兼职工作虽然灵活但仍需固定时间承诺，在某些行业晋升机会可能受限。
法国兼职申请程序相对复杂，需要雇主同意，收入相应减少20%。
英国灵活工作受不同雇主政策差影响异较大，零工经济中的工作往往缺乏稳定性和保障。
奥地利边际就业类似德国模式，税收优惠明显，弊端也与德国Minijob类似，面临收入限制和社保积累不足的问题。
北欧国家同样面临税负相对较高，生活成本昂贵的问题。
总之，所有这些灵活工作形式都面临一些共性问题：可能影响长期职业发展轨迹，退休金积累不足，在经济不景气时更容易失业，以及可能强化传统性别分工（主要是女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
选择哪种模式往往需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家庭需求和长期规划来权衡。
这像是给了母亲们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安全网”，但这张网也可能成了限制她们向上发展的”天花板”。
无论是“妈妈岗”，还是德国的“迷你工作”，它们都会加强一个陈旧的预设——育儿，是妈妈一个人的战争。不然为什么只有“妈妈岗”而没有“爸爸岗”？
它也许能作为一种柔性政策，非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反而可能加深社会对于传统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
因为女性需要的不是一份被特殊“照顾”的降级版工作，为何不给她们价格合理且易于获得的托育服务，能够激励而非惩罚女性工作的税收政策呢？
以及最重要的，一种将育儿视为父母双方共同责任的社会文化。
否则，所有的“妈妈岗”或“迷你工作”，都不过是把薅下来的羊毛，换了个方式，重新织回了妈妈们自己身上。
Ref：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germany-leaves-womens-labour-power-untapped-2024-07-31/
